高占祥(全国政协常委、原文化部副部长)：
他是中国作家良心的代表
听到巴老离去的消息，心里很悲痛，巴金是我心中非常崇敬的一位老人，他是文坛的巨匠，是中国作家良心的代表。我三次去医院看过他。每一次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总的印象：巴金老师为人正直、温和、坦诚。
第一次是1987年，当时巴金老师还没有病倒在床，他躺在椅子上，还能坐着写字，把他的著作签名送给了我，我用红纸写了一副大的“寿”字，送给巴金老师，祝老人家健康长寿。
巴金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珍贵的精神财富。他一生创作与翻译了1300万字的作品。他的作品《家》、《春》、《秋》还有“爱情三部曲”等名作，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丰碑，我经常拿出来翻看，有很多感受。我特别感动的是巴老对人民的特殊的情感。他讲，“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士，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巴金的心里珍藏着美好的愿望：“让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从这些论述中，看到他对人民多么深厚的感情。
作为作家、作协主席，同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巴金老师为后人树立了好的榜样。他用自己的言行，告诉了我们怎样去当作家，怎么样去当人民的公仆。
巴金晚年的五卷集《随想录》里面写的他所见、所经历的事，可以说是一部求实的思想录，对于研究那段历史有着非常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今天的回忆与纪念，是为了更好的学习巴金老师高贵的品质。
舒乙(全国政协委员、老舍之子、原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中国现代文学馆圆了他的“梦”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巴金人生中的第三个里程碑。第一个是《家》，第二个是《随想录》。后二者是其作品，也是其艺术和思想的结晶。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巴金为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做的一个大作品，它包括了中国现代所有作家的成绩。
今天，我们应该给巴金新的界定：他是中国文学界的第三代领军人物。第一代是鲁迅，第二代是郭沫若和茅盾，第三代则是巴金。
上世纪80年代，巴金即提出建中国现代文学馆，经过了4年时间筹备，文学馆落成。1985年，巴金来北京，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从那以后，他就病了，20多年没有来过，大家都是到南方(上海、杭州)去看他。1993年，巴金写信到中央提议建新馆。这之后，新馆开始筹备。1993年到2000年，是新馆建设过程。我们经常拿着模型、资料去南方征求他的意见。此外，作协主席团多次开会，都是去南方，聚在巴老的身旁，聆听他的教导。
新馆建成时，巴老很想再来一次，但这时身体不允许。我们拍成电视、照片送给他看，巴老看到后在病床上微笑。《随想录》开头巴金就写他做了一个梦，青年人在文学馆面前出出进进，走来走去，有说有笑———文学馆圆了巴金的梦。
老舍任北京文联、作协文联主席，巴老任上海文联、作协主席期间，巴金频频来北京开会，老舍尽地主之谊，经常请巴金吃饭。我父亲老舍有一张便条写道：“老巴：今天中午请你吃烤鸭，全聚德，梅博士(兰芳)作陪。弟：舍。”体现了他们亲如手足的友谊。这种友谊，真值得后人羡慕。巴老不善言辞，但性格像火一样炽烈。朋友聚会时，他总一个人笑眯眯地呆在一边，但看得出来心情很好。《随想录》里一篇《怀念老舍同志》的文章，巴老特别喜欢，属于巴老重视友情的文章中的一个典型。
1991年，我去苏联访问，到老托尔斯泰庄园里采了些野花，夹干后寄给了巴老。那时，已经握笔困难的巴老，花了很长时间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说“我”很羡慕你能去老托尔斯泰的庄园，老年托尔斯泰有一个崇高的品质：言行一致。并且鼓励我要像老托尔斯泰那样言行一致。晚年的巴金非常推崇“言行一致”。
魏明伦(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他影响了一代人我从小就受巴金作品中人物的影响，他作品里描写封建家庭走向新的社会以及追求民主、自由的青年，当时给我很大触动。由于巴金作品的青年特色，其作品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他影响了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青年。
巴金最了不起的是晚年，他大彻大悟，觉醒得最彻底。通过自己的著作和行动，留下了两件“了不得”的精神财富：一是忏悔意识。在我理解，即是反思历史、正视历史，而不是掩盖历史；二是提倡“讲真话”。他以身作则，更密切地关注现实，以至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具有人文的意义，得到了社会共识，成为一种代表、符号和标志。
我与巴金先生有过几次亲密的接触。1983年，我到上海华东医院拜望巴老。他一见我就说：“我认识你，昨天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你了，你叫魏明伦。”“前次《巴山秀才》、《易胆大》到上海演出，你没来。”《易胆大》、《四姑娘》、《巴山秀才》这三部作品当时连中三元，获得全国优秀剧本奖。巴金先生不写戏剧，但看到川剧后继有人，他感到很欣慰。“你写的戏，我在电视里都看了。你连中三元嘛。我是四川人，你我都是巴山秀才嘛。”巴金说这话，还因为《巴山秀才》里的主人公也有一个觉醒的过程。
那一次见面，唤起了巴老对故乡的深切怀念。他记忆力很强，反应敏捷，不会讲普通话，也讲不了上海话，一口的四川话，乡音不改。闲谈中，我说起黄佐临先生这次送我一本布莱希特的书。巴老立即插话道：“肯定是《四川好人》！”我心中一惊，多么敏锐的感觉！多么渊博的知识！当时，《四川好人》在国内还没有译本，就连戏剧界内知道剧名的人也很少。将近一个小时的对话，巴老鼓励我多思考，说真话，写好戏。
第二次与巴金先生见面是1987年，巴老最后一次回成都。当时他指名要到自贡市来看我的川戏，指名要看《潘金莲》，这部戏当时争议很大，但是巴老带头支持，使我很受鼓舞。那次是巴老1965年以后惟一一次去剧场看戏。2个小时的戏，巴老坐在轮椅上，由人搀扶着，一直看得精神抖擞。旁边的人担心巴老身体，想结束看戏，可巴老推开旁人说：“你别扯我，让我把戏看完！”
1988年，我在上海《文汇》发表了一篇杂文，巴老很喜欢，一直放在茶几上，那段时间，凡有朋友去，他就介绍说是我们“四川小老乡”的文章，说是奇文、妙文。有些句子，他还能背出来。
巴老高寿逝世，按当地风俗，是“喜丧”。我们纪念巴老不应该流于形式。首先要学其为人，其次，我们也应该用“讲真话”的精神来纪念这位世纪文豪。
张抗抗(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讲真话”是他留下的巨大的精神遗产晚上8点多钟我得知巴金先生逝世的消息。巴金先生一直生病住院，消息来的是意料之中，虽然并不感到意外，但这个既成事实却使人很难过。
上世纪70-90年代，我与巴金先生见过多次，巴金先生一直是我文学和为人的引领人：他把我领入文学的殿堂，他的精神同时引导着我的文学创作和为人处事。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去上海巴金先生的寓所拜望过他。我的第一篇小说当时就在巴金先生主编的《收获》杂志上发表。巴金先生是我文学创作的师长。1979年，我在《收获》上发表的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当时，巴金先生是评委会主任，对这篇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鼓励。
巴金先生的文学创作对于我们这些上世纪70-8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发生过很重要的作用。作为晚辈，巴金先生对我个人的文学道路、思想品格和为人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巴金先生“讲真话”的精神将一直传下去，这是巴金先生留给后人的一笔巨大的精神遗产。
巴金先生一直坚持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方向，虽然“新文化运动”批判的是封建礼教、传统的糟粕以及封建专制政体，但在当今社会，这种批判精神对于整个文学界来说仍然需要。巴金先生代表了中国人“讲真话”的勇气，他有正视自己的勇气和批判意识，这对批判意识缺乏的晚生代作家来说，有巨大的鼓舞力量。
在巴金先生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关怀，对社会的关注，对个人良心、道德、灵魂的深入思考。当前，在商业领域，文学界的这种风格和精神有所衰弱；但在文学精神领域，巴金先生的重要地位不可动摇。
唐金海(《巴金年谱》主编、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他宽厚善良，感情丰富因为编写《巴金年谱》，我与巴金先生在医院、家里的病床上以及一些会议上接触过二、三十次。对于巴金研究来说，《巴金年谱》的编写非常重要。《巴金年谱》以巴金的思想和艺术追求为线，编写了1904年-2004年巴金先生的家庭、生活、创作等各方面的足迹，真实记录了其八十多年的文化、文学生涯的多方面贡献。
没有巴老的帮助，1000万字的《巴金年谱》是编不好的。对于这样一个横贯世纪的作家来说，要把许多东西融汇到史料编写中去是非常艰难的。
我们拜访巴金先生经常会提一些问题，对于他早年的信仰、生活、家庭、创作、朋友关系、思想变化等各个方面，巴老都能简要回答。他还经常借给我一些多种语言版本的资料和书籍。
有时候在客厅里与巴老座谈，他突然停下来说，“你们等一下———”，然后噔噔噔爬到楼上，抱着一大堆书下来给我们。使我们非常感动。
巴老记忆力非常好，有些资料，什么时候、在什么刊物发表他都记得一清二楚。考证巴老用过的笔名时，我们一说，他都记得哪个用过，而哪个是假的。据我了解到的，巴老至少精通法语、俄语、英语、日语和世界语等语言，巴老至少能通读这几种语言的书籍，并且能翻译。
巴老的人格力量很强，非常有吸引力。他没有一点架子，非常亲切，为人宽厚善良，心地很仁慈。每次去他那，他都说，“小唐老师来啦”。他不激烈、不冲动，但内心坚定，原则性强。有时碰到一些关于他的无中生有的事，他经常说，“过去就过去了吧。自己忏悔，别人也后悔，还为啥子抓着不放呢？”
巴老不善言辞，但感情丰富。有一次他回四川家乡，别人请他去讲课，他怕讲课，后来就逃走了。
虽然现在大师的标准众说不一，但从学术的意义上来考察，巴金是我国为数不多的“文学大师”之一。
巴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个时代最后离去的作家，他是“五四”精神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的离去，是一个文学世纪的结束，但同时，“五四”精神又是依靠他延续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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