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外交”毕竟为印巴直接接触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合作共赢有望取代对抗冲突成为克什米尔新的游戏规则。

　　撰稿／刘 洪

　　有时候，一个简单的电话会使几十年的仇恨烟消云散。

　　10月8日，百年来最强烈的地震撼动南亚。印度总理辛格马上和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通了电话，两人互道慰问。印度随即表示，将向巴方提供紧急援助。辛格给国内下达的援助命令很急迫：这是紧急命令，物资“尽可能早”地运抵巴境。

　　历史，有时真的就是“往事重现”。3年前的2月2日，穆沙拉夫将军也曾突然打电话给时任印度总理的瓦杰帕伊，对印度古吉拉特邦强烈地震表示同情。这是1999年10月穆沙拉夫执政以来，印巴之间第一次直接接触。

　　就像大地震重塑了克什米尔地平线一样，两次“地震外交”改变了克什米尔的政治生态，极大冲击了南亚乃至整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重大灾害，让人类蒙受苦痛，也推动着历史进程的关键转折。《人类历史上的地震：地震产生的深远影响》一书的作者之一蔡林加·德布尔就说：“一些自然灾害引发了变化，还有一些灾害对正在发生的变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武装组织可能坐大

　　克什米尔，雪山皑皑，天高云淡。

　　这是一块流淌着血和泪的土地。当年采访阿富汗战争时，我曾长时间在巴阿边境地区采访，并踏足克什米尔边缘地区。枪支到处可见，从“血亲复仇”的不妥协中可见其民族的个性。

　　1947年印巴分治至今，三次交战，两次就因克什米尔而起。自两国1998年拥有核武器后，因克什米尔争端而起的印巴矛盾，几度一触即发到爆发核战争的边缘。

　　克林顿就曾说，克什米尔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2001年第一次印巴“地震外交”后，克什米尔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但杀戮依然是这里经常发生的事，即使大地震发生后，枪声依然不断——不是武装分子杀人，就是他们被杀。

　　从救灾角度看，克什米尔高密度的军事存在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大量印巴军队驻扎于此，他们有挖掘工具、直升机、药物和卫生人员，这些正在震区最急需的。

　　从古至今，执政者的一个巨大考验，就是如何应变天灾。天灾可能成为巩固政权契机，也可能成为一个国家衰落的起点。

　　在克什米尔地震中，现在最急迫的是救灾，但紧随其来的局势失控，也考验着印巴执政当局。

　　局势失控，一是因为震灾严重、交通不便，在印控和巴控克什米尔一些地区，都发生了饥饿灾民抢劫救援车队物资的事件。

　　二是游击队武装趁机扩大影响。克什米尔游击队大体分两部分，一部是支持将克什米尔并入巴基斯坦，一部是主张克什米尔独立。地震发生后，在印控克什米尔，主要武装力量联盟“统一圣战委员会”就迅速发布命令，暂停在震区的暴力活动，全力救灾。

　　一些游击队甚至和巴控克什米尔武装组织展开合作共同救灾。尽管这种合作是有助于救灾活动，这却让新德里政府极为担心——双方跨界合作，将削弱印度边防能力，加剧印控克什米尔离心倾向。

　　如同大海啸后斯里兰卡政府和泰米尔游击队共同合作救灾一样，大地震可能促使武装分子加强与政府的合作，建立互信，从而启动和平进程；但也可能使武装分子坐大进而更加不受政府掌控，加剧暴力冲突。

　　地震也带来了其他不可预知的因素。克什米尔及其毗邻山区，一直是武装分子盘踞的据点，甚至本·拉登就可能藏身其中。美国就担心，地震的混乱局势，使他们必欲擒之而后快的本·拉登永远人间蒸发。

　　更严峻的是，克什米尔一直是极端思潮比较严重的比方，如果当地局势因地震变得动荡，这里势必将成为恐怖分子的天堂，进而对印巴和整个南亚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灾难外交”双刃剑

　　从国家关系层面讲，灾难外交，有时也是一把双刃剑。

　　英国剑桥大学专家伊兰·克尔曼就认为，“灾难外交”处理不慎会成为和解的阻碍，因为公众的期望因“灾难外交”抬得过高，从而给本来脆弱的双边关系造成沉重负担。

　　比如，2001年印度古吉拉特邦地震后的“灾难外交”中，印巴曾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接触——一直拒绝会见穆沙拉夫的瓦杰帕伊接听了前者打来的电话，伊斯兰堡也派出飞机运来帐篷和毛毯。

　　受一系列和平举措的推动，印巴首脑还举行了高峰会谈，但会谈不欢而散。一年后，因为在克什米尔的冲突加剧，两国一度处于战争边缘。

　　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每每将石头推到山顶，石头滚下，他则继续从头将石头推上来……国家关系改善，尤其是像印巴这样的宿敌、世仇，可能确实需要类似的锲而不舍的努力。

　　希腊和土耳其关系改善就是一个范例。1999年，土耳其发生强烈地震，1万多人丧生，邻近的宿敌希腊立刻伸出了援手。几个月后，地震又在希腊重演，土耳其的救援队最先赶到现场。

　　伊斯坦布尔比尔吉大学政治学教授索利·厄泽尔回忆说：“突然之间，你不再觉得对方是坏人。地震为和解政策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公众支持。”

　　但也不乏失败的案例。2003年伊朗巴姆大地震，10万人丧生，美国表示愿向伊朗提供援助，并准备派遣代表团到灾区访问。但伊朗随后表示了拒绝，伊朗总统哈塔米说，人道主义问题不应同政治问题搅在一起。人们一度乐观期待的“地震外交”最终夭折，美伊关系随后围绕核问题更不断恶化。

　　在分析这些“灾害外交”案例后，英国剑桥大学的专家伊兰·克尔曼表示，“灾难外交不会自动奏效，事先必须有些铺垫。”

　　希腊和土耳其之所以关系改善，在于双方以前都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措施，也都对改善双边关系态度真诚。厄泽尔教授评价说：“地震发生时，（希腊和土耳其）和解的基础已经奠定，但地震对改善双边关系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改变历史进程

　　人类文明上下几千年，突发灾害改变历史进程的事件屡见不鲜。

　　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发生强烈地震，加上接踵而至的奴隶暴动，这个希腊城邦国家力量大损。美国康州卫斯理大学教授德布尔认为，正是地震使斯巴达走向了最终的衰落。

　　1755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发生地震，其后又是海啸，4万人死于非命。灾难引发了伏尔泰等欧洲学者对政治架构和民主思想的思考，由此开端的启蒙运动，最终为法国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此外，如果不是因为天灾，巴拿马运河本来就修建在尼加拉瓜。1902年，当工程就将上马时，厄瓜多尔培雷火山爆发了，3万人死亡。在巴拿马有利益人士的游说下，运河最终改道修建在巴拿马。

　　在印巴关系问题上，“地震外交”提供了一个起点，如果举措适当，印巴将能通过先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进而化解南亚半个世纪的恩仇。

　　鉴于印巴日渐增强的国家影响力，两国和解，势必将改写南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战略，也冲击美、中、俄、日等大国的外交战略。但由于牵涉到敏感的宗教问题、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印巴领导人任何大胆举动都可能危及自身统治，将“地震外交”推向前还是原地踏步，正考验着领袖者的政治智慧和胆量。

　　敏感事件不断发生，真假难辨的消息也暴露了双方极端缺乏互信。对于巴基斯坦来说，接受印度的这种援助无异于一次羞辱。因为这说明，在克什米尔地区，巴基斯坦军方能力有限，更何谈如何保卫国土？这是巴方所不能接受的，也会危及穆巴拉克的威信。另外，巴控和印控克什米尔地区首长，都要求两国政府开放边境，合作救灾。但印巴政府一直未置可否——因为一旦开放边境，敏感的军事部署将暴露无遗。

　　路透社评论指出，因为局势的复杂，一些印巴两国分析人士认为“地震外交”能给南亚地区带来和平曙光，但另一些人也认为希望渺茫。

　　新德里国防问题分析研究所的乌代·巴斯卡拉就说：“如果巴基斯坦接受了印度提供的援助，这将给印巴对话造成戏剧性的影响。”他认为，由于一切相关的复杂因素，乐观预计目前很难实现。

　　但“地震外交”毕竟为印巴直接接触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合作共赢有望取代对抗冲突成为克什米尔新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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