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老去世后，上海作家协会有关人员为纪念巴金，提出两个建议：一是把“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改名为“巴金基金会”；二是设立“巴金文学奖”。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长天称，巴金女儿李小林对前者没有表态，但对“巴金文学奖”明确表示反对。“李小林说，一方面巴老生前为人非常低调，不喜欢如此张扬；另一方面巴金清醒前就表达过，认为国内文学奖项已经有点太多。”
靠一种理性的方式表达对巴老的纪念，既能将巴老敢于说真话的精神犹如薪火一样永驻人间，又能将巴老著作贴近百姓的文风发扬光大，于是，很多人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阅读巴金的作品或将巴老的的传世之作搬上舞台等，这些建议对于纪念巴老都有一定的积极效用。然而，上海作协提出的要设立“巴金文学奖”，却让人觉得有那么点跟风性质的世俗气息，笔者以为，此举并非为纪念巴老的好方式，因为它有违巴金精神。
所谓“巴金精神”，它主要应指敢于讲真话和勇于剖析自我的精神。正是由于这种内在品质的驱动，我们才能从《家》《春》《秋》中读到那种超越反封建的斗志，从《随想录》里品味那种敢于忏悔的博大胸襟，以至人们有理由将巴老当成一个社会文化的良知符号，以间接地方式鞭策着从事文艺事业的以及其他热爱巴金的人们，与当前社会上那些惟利是图的出版商和伪作家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渲染出一种强烈的讽刺意味。
当前文学奖纷繁芜杂、琳琅满目，比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冯牧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及庄重文文学奖等，这些文学奖为激励有才华的作家提高创作热情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是不应否认的。可是，今日你评罢、明日我登场，太多太烂的评奖则很容易形成文艺事业欣欣向荣的泡沫而已，泡沫吹地越大，破裂的时候就会更响，因为文学奖总是带有那么一些功利性质的，非常容易引起在排名分配奖金上形成权力腐败的空间，以至难以承载起百姓对文学奖那份厚重的期待，所评出的文学奖在争议四起倍受诟病中黯然落幕。
在已有文学奖都未能操作的让公众满意的端口，再多设置出一个“巴金文学奖”，不仅会与巴老生前的愿望相违背，更与求真、自我剖析的巴金精神也相去甚远。在巴金精神的指引下，我们的文学奖不应朝着数量的方向进发，而应以求真务实的心态，切实检点当前文学奖过多过烂的纰漏，发现其中存在着的弊病，对症下药进行适当的整顿，使其能回避掉文学本不应有的功利性，否则，我国永远都不会出现一种让人们为其叹服的类似于诺贝尔文学奖那样的奖项。
巴金先生在设置文学基金时的务实讲法比较具有警示意义，“我们的工作不是锦上添花，而是拾遗补阙，要通过一些实际的工作切实地帮助作家，尤其是生活苦难的作家解决一些问题。”同样道理，对待巴金文学奖设立与否上，我们更不能将其当成锦上添花的工具，要以发现已有文学奖项中存在的问题为先导，革除痼疾，进行科学合理的整合，在我国打造一个影响力、公信力至高无上的文学奖项，为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灯塔性的指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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