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新华社发布最新喜讯，撤资“大限”过后，陕西“涉煤”干部撤资人数由53人增至89人，撤资金额由625万元增至1144万元。此前，众多主流媒体已经频频发布了许多“红顶煤商”撤资的捷报：河南119名官员从煤矿撤资586万，云南45名官员从煤矿撤资309万元，黑龙江147名官员从煤矿撤资，四川103名官员从煤矿撤资1367.49万元，辽宁21名官员从煤矿撤资近千万元，山西近200公职人员从煤矿撤资超2000万元……不过，对于这些“捷报”，我无论如何愉悦不起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严禁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提出来20多年了！最早是1984年12月3日的《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中发〔1984〕27号）。此前，同年7月17日两办还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在职干部不要与群众合办企业的通知》（中办发〔1984〕26号）。之后，1986年、1988年、1992年、2003年又多次专门发文重申这一规定，1993年8月发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也明文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同时，自1984年以来，每次中共中央以及中纪委的全会都郑重要求“严禁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还有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要讲话”，对这个问题更是“老生常谈”。对于这个禁令，中央不是三令五申，“十令十申”也不止，几乎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国民的耳膜磨起了老茧，听觉早已麻木疲劳。然而就是收效甚微。

　　由此，我联想到仿间俚语“敲山震虎”。老虎行凶作恶，人敲山警告：“听着，再行凶，就打死你！”老虎怕挨打，老实了几天，又行凶，人又敲山警告，老虎又老实了几天。老虎反复作恶，人反复敲山警告，老虎始终也没挨过打，于是就不再把敲山当回事了。“敲山震虎”变成了“敲山逗虎”，老虎偷着乐：“敲山的乐章好动听呀！”我们落实严禁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与“敲山震虎”何其相似哉！按照规定，党政干部凡坚持经商办企业者，必须免职清退。20多年来，有党政干部仅仅因为经商办企业者被摘“乌纱帽”吗？一个没有！除非牵涉了其他严重错误或犯罪。不仅媒体从来未见报道，查查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的卷宗，笃定也一起没有。如此的禁令还有何权威可谈？这就难怪官员经商，有禁不止，久禁不止，愈演愈烈了；这就难怪“红顶商人”满天飞了。如果1984年禁令始出，就严格落实兑现，“一刀切”地严惩不贷，哪会有今天“红顶煤商”满天飞的状况和矿难频发的惨象。

　　“红顶煤商”导致矿难频发，惹得民怨沸腾，不动真格、下狠心不行了。于是就有了8月22日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的紧急通知》，规定“凡已经投资入股煤矿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自《通知》下达之日起一个月内，即9月22日前，必须撤出投资，逾期不撤出投资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什么处罚？并非什么新内容，还是20多年前的老提法——“摘帽子”。却不是立即兑现，还给“一个月”的“缓冲”，对这些“红顶煤商”未免过于“心慈手软”了。以我之见，“紧急通知”本身并无新意，更无需搞什么“大限”，而应该“快刀斩乱麻”，一声令下，立马将所有“红顶煤商”悉数驱逐公职队伍。这样“发狠”和“叫真”，谁能说出个“不服”和“冤屈”的理由？20多年前就这么规定了，他们都是“顶风作案”的犯规违纪者。想到了这些，对于“红顶煤商”撤资的“捷报”还能乐起来吗？国法和党纪政纪被游戏了20多年，现在终于“当真”了！能否彻底“当真”和可否“反弹”，还是个未知数，国人都在拭目以待。可见，中央的权威被损害到了何种程度。

　　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现象，并非仅止于煤炭行业，其他许多行业都有，应该像清理“红顶煤商”一样，对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官商”来个“一扫光”。这是不是需要中央对各个行业分门别类地也都下一个“紧急通知”呢？其实，中央只需一个通令即可，在全国各类企业中的兼职或投资的公职人员，一律立即免职清除，不留余地，不设缓冲，且不容再生，生出一个清除一个。果能如此，真的实的，而不是虚的软的，那么，兴风作浪多年的“官商”恶患痼疾可望根除也。

　　严禁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斗争的历程复杂、曲折而艰巨，也颇具“游戏性”，使并非难治的“病症”“养”成了“痼疾”，教训深刻，颇值得反思。其中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有法不依，有纪不律，或曰执法执纪不力，致使法纪虚设和蒙羞，有禁不止，政令不畅。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政治和法制环境，与执法执纪部门失职甚至渎职有相当打的关系。这个问题不解决，法律、纪律再多也是白搭，也难以建成法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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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涉煤”干部撤资增至1144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