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大力发展养殖业，2004年，贵州省思南县政府出台政策，允许干部“下海”领办。凡是被批准“下海”搞养殖的干部，其原有身份、职务、工资待遇等均给予保留，并且不影响正常年度考核。思南县委书记晏世忠认为，“允许干部带职带薪搞养殖，目的就是要让干部为农户做示范，调动并帮助广大农户发展养殖业，让农民增收。”

　　干部带职带薪“下海”这样的示范真的能“调动并帮助广大农户发展养殖业，让农民增收”么？我看未必。相反，这样的示范却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示范其实是为“如何让干部先富起来”做示范。据报道，该县没有对干部带薪养殖的期限作规定，惟一的明文约束条件就是：如果干部要享受政府贴息贷款，每人每年每贷款1万元，政府给其贴息800元，每名干部必须带动3户农民发展养殖。试想，既有政府部门的帮助，又有干部身份的优势，且其原有身份、职务、工资待遇等均给予保留，还不影响正常年度考核，利用公务时间干私活，这样的干部能不先富起来么？

　　这样的示范无异是在为“干部如何与民争利”做示范。示范本为“模范、表率”之意。这也就表明示范者并不应该是主体，而被示范者才应是最主要的受益人。而在思南县这样的政策出台之后，却带动了更多的干部带薪带职“下海”或“兼职”：带薪带职“下海”的公务员已达50多人，而“兼职”从事养殖的却近百人。一个地方的养殖业能有多大的市场份额，能容得下多少养殖户，干部们如此大规模的示范无疑是喧宾夺主。在这样的示范之后，即使当地的养殖业发展起来，但最后的受益者中会有普通农民么？

　　更可怕的是，这样的示范无疑会让红顶商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封建时代出现的“红顶商人”现象的特点是官商勾结敛财。在当前中国的发展道路上，红顶商人的负面作用显而易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怕的，就是官商一体化。这边从政、那边从商，一旦“红顶商人”的权力入市，必然会导致公私一体化，腐败自然滋生，市场一塌胡涂。就在各地大规模清理“红顶商人”的同时，像思南县这样的地方政府却在全力鼓励干部“带职带薪下海”，或“停薪留职下海”，催生红顶商人，这显然是相当可怕的。

　　经济学家早就指出，发展经济需要公正，这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规律。所谓公正，最关键是要保障每一个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能够享有平等的竞争地位。政府的一切权力是人民授予的，政府就应该为公众提供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更不能打着干部带职带薪“下海”做示范的幌子，为并不稳定的市场秩序雪上加霜。

　　示范的本质要求示范的事情本身必须是进步的。示范时若走错了方向，挽回其后果却要付出十倍百倍的代价。如果思南县政府真要做示范，就应该马上收回成命，并以身作则，坚决清除红顶商人。在培育良好市场秩序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国家政策，向农民传授养殖技术，促进当地养殖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