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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希望六十年
1945年6月26日，几经波折的旧金山会议举行了《联合国宪章》的签字仪式；同年10月24日，《宪章》正式生效；翌年春，51个国家的代表在伦敦举行了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从此，作为新的国际安全组织的联合国开始了它漫长而崎岖的行程。
时间一跃进入21世纪，联合国已经走过了六十年的历史。在这六十年中它从原先单一的国际安全机制演变为综合性、全面性的全球组织。联合国在这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历了种种变化，直到现在，它再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如何抉择，如何实现这一抉择，不仅关系着联合国本身的生存，更影响着人类社会可能的走向。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除了一些统计学意义上的变化，例如会员国数量的不断攀升，无论是其组织结构还是权责范围都没有发生过真正本质性的改变。不过其间联合国的发展还是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第一个节点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如火如荼的第三世界（亚非国家）解放运动为联合国的发展注入了新鲜动力。非常任理事国的数目第一次增加，联合国首次着手解决“代表性”的问题。第二个节点是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第三个节点是冷战的结束。在东西方长达几十年的冷战中，联合国实际上一直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地位，而在冷战结束前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其活力却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挥，首次安理会成员国首脑会议、首次环境与发展全球首脑会议、首次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首次人口会议……所有的这些都在当时昭示着一种“新秩序”实现的可能。
但历史一次次地向我们证明，人类的智慧似乎还远未达到决定自身社会发展方向的程度。新世纪的联合国面临着比以往更为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涉及到它如何履行自己的功能和使命，也直接影响到它本身的生存与发展：
大国的妥协基础面临着调整的需要。世界、地区领导权的争夺被有意无意地披上了“民主化”的“法衣”。
维护和平的任务仍然困难重重。国家的主权让度范围和联合国自身相关机制设置决定着其捍卫和平这一最根本职能的履行程度。
促进发展的任务依然严峻。贫富差距、人权问题、人口、资源、环境、移民、疾病……凡此种种不仅考验着当事国解决问题的态度和能力，也同样考验着联合国的运作能力。
“非传统威胁”日益突现。在“民族主义”与“跨国主义”的矛盾远未得到有效解决的同时，非传统安全因素越来越多地成为当今世界安全、稳定问题的关键词。
能否解决上述问题不仅考验着联合国这个六十年老店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更取决于主权国家与联合国之间的互动结果。但是在上世纪中叶一场全球性战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运作机制，如何才能在新一轮的权力分配过程中完成自我过渡，是一个非常现实却又完全陌生的问题。以联合国为全球道义核心的世界政治之所以在新一轮结构调整过程中面临很大困难，就是因为这一过渡不仅超出了当时联合国建立之初的设想，更超越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
六十年，对一个人来讲，已过花甲之年，但在历史长河中仅仅是一个瞬间。人们在今天要纪念联合国的诞生，回顾和展望它的发展，因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仅仅其存在本身，联合国便给予了人们从未有过的希望。在很多时候，希望比现实拥有更大的力量！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3年联大会议上指出的，“我们已经走到岔路口，这一时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并不比1945年成立时逊色。”（祁昊天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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