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今天格外关注科技自主创新这个话题时，我们自然要更多地关注历代留学回国人员对中国科技自主创新事业的突出贡献。

　　简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以来，留学回国人员对中国科技自主创新的贡献，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新中国成立时，一大批响应新中国号召回国的留学人员，积极投身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事业，填补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许多空白。

　　第二阶段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被派往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留学人员，努力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知识，无条件地按时回国并服从分配，开创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许多新领域。

　　第三阶段

　　：改革开放后，成千上万的留学回国人员，开辟了一大批新学科，取得了一系列国际水平的科技成果，为中国科技自主创新事业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阶段

　　据统计，到1950年，因故滞留在世界各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共有5000多人。其中美国3500人，日本1200人，英国443人，法国197人，德国50人，丹麦和加拿大各20人等等，他们大多数是抗战前后出国留学或工作的。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更是迫在眉睫。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倡导和主持下，中共中央和老一代科学家们殷切召唤这些海外学子们回国工作。据统计，到上世纪50年代末，这批人有一半回到祖国。其中，钱学森、郭永怀、李恒德、师昌绪、陈能宽等著名科学家，还是在朝鲜战争后，经过中美双方多次谈判迫使美国停止扣留后回到祖国的。还有一个统计数据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这就是在1949-1954年间回国的1424名留学人员，绝大多数都是从美国(937人)、英国(193人)、日本(119人)和法国(85人)回来的。这就意味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科学技术领域的骨干科学家大多是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

　　这是由于旧中国留下来的科学基础很薄弱，科技人员不多，水平参差不齐，各门科学发展也不平衡。据中国科学院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4月的调查，中国的高级科学专家不超过900人，其中得到同行公认的专家只有160人左右，而且这些专家大多也是在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回国的留学人员。

　　这样一批主要从欧美回来的科学家，大多在国外受到过系统的科学训练，不少人获得了博士学位，许多人成为中国有关领域的奠基人，开创了一大批学科，取得了一系列了不起的科研成果。他们是中国科技事业的开拓者，为开拓和发展新中国的科技、教育和国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这些人中的杰出者大多成为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而且当时他们还都比较年轻。据统计，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共172名(不含哲学社会科学部)，其中有158位是留学回国人员，占92%。他们是我们今天来探讨“海归”对科技自主创新贡献的最好例证。钱学森是这一代“海归”里最典型的代表。1955年回国后，钱学森在1956年2月17日向中国政府提出《建立中国国防工业意见书》，最先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他协助周恩来、聂荣臻筹备组建火箭导弹科研方面的领导机构。1956年4月起，他负责规划与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此后钱学森长期担负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并以在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材料、计算机、质量控制等领域的知识，为组织领导中国运载火箭和航天器的研制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迅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钱学森还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将控制论发展成为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工程控制论，为导弹与航天器的制导理论提供了基础。他把中国导弹武器和航天器系统的研制经验，提炼成为系统工程理论，应用于军事运筹和社会经济问题，成功地推进了作战模拟技术和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在中国的发展。

　　第二阶段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封锁和制裁，新中国曾和前苏联有过一段“蜜月期”。为解决新中国建设科技人员严重不足的矛盾，加强对尖端技术和科学前沿人才的培养，中国政府向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留学和实习的年轻人。

　　据统计，教育部门在1950~1963年间，共派出留学人员9594人，其中有8357人是被派往前苏联的。除教育部门派出的以外，中央军委系统也在当时派出军事留学人员800人，工业部门也独立派出7800余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4876人)，前往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工厂、矿山对口实习。

　　当时派出的总量达1.8万余人的留学人员全部无条件回国服从分配，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有作为的留学回国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新中国发展工业和全面建立科研体系的骨干，特别是在国防、冶金、采矿、电气、机械、化工、地质、建筑、铁路、交通、教育等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回来的这批留学人员，其在科技领域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实施《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的事业当中。1956年，中国集中全国600多位科学家，制定了《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对各部门的规划进行综合，从13个领域提出了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广大留学的回国人员在这13个领域、57项科技攻关任务中担任了重要角色。

　　由于这批留学人员的大规模参与，当时中国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喷气技术、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石油以及稀有资源的勘探、矿物原料基地的探寻和确定、建立合金系统并寻求新的冶金过程等12个具有关键意义的科研重点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也就是说，留学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这批人，在当时中国科技自主创新事业中的贡献有目共睹。

　　这批人对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创立和发展贡献尤为显著，影响至今。周光召1957年赴莫斯科杜布那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时，他的专业方向是粒子物理研究。在杜布纳的4年里，周光召的科研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世界公认他为赝矢量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也使他迅速成为蜚声国际的青年学者。

　　1959年，苏联撕毁支援中国的合同。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后，周光召立即把在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部分中国专家召集到一起进行讨论，并起草了他们的联名信：“作为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科学家，愿意放弃自己搞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改行从事国家急需的工作任务。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1年回国后，周光召开始研究核武器理论，他领导并参与了爆炸物理、辐射流体力学、高温高压物理、二维流体力学、中子物理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具有实际价值的重要成果，为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奠定了基础，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试验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需要在此作一个小结的是，我们这里有一个特别简单的统计数据，能充分证明以上两个阶段的留学回国人员在中国科技自主创新方面的突出贡献。在获得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人中，留学回国人员就占了21人。而留学回国人员在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贡献和地位，还继续在以下的第三个阶段体现。

　　第三阶段

　　截至2004年底的统计数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的总数是近82万，回国的总数则是近20万。对这一代留学人员的总体贡献，胡锦涛的概括是：“他们不仅取得了一批接近和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而且在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扩大中国同其他国家在科技、教育、文化、经贸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应该说，这一代留学人员最突出的贡献，首先还应该是体现在教育和科研领域，特别是他们积极投身重大科研项目的攻关和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积极参与国防尖端技术的开发和关系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应用研究，积极开拓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都充分体现出了自主创新的特色，发挥了他们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天我们熟知的“863计划”，是一个跟踪国际科技发展、缩小国内外科技差距，在有优势的高技术领域创新、解决国民经济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科技问题的“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而1997年推出的“973计划”，则是加强原始性创新，在更深的层面和更广泛的领域解决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题，以提高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和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为国家未来发展提供科学支撑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这两个计划的首席科学家、课题组长，绝大多数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留学回国人员。

　　当年邓小平掷地有声地说：中国一定要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个号召就是在他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时发出的。中国自1984年10月开始建设高能物理研究装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并于1988年10月建成并首次对撞成功，现已成为世界上重要的高能物理实验研究基地。在研制对撞机过程中，以谢家麟院士、朱洪元院士、陈森玉院士、许榕生博士为代表的大批留学回国人员做出了重要贡献。

　　留日回国的钱前博士领导的“水稻重要性状的功能基因组学”课题组，与其他也有留学回国人员参加的课题组密切合作，对“水稻分蘖”进行了深入的分子遗传学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科学家在生命科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第一篇原创性论文。

　　载人航天工程是高度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是航天技术中最具挑战性的领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整体科技水平。中国航天科技工作者刻苦攻关，突破了一大批核心技术，在连续四次无人飞行试验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取得圆满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以袁家军和王国庆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留学回国人员，与仍然活跃在航空航天领域的老一辈留学回国人员一道，发挥了重要作用。文/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