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确保郑州市酒店的每一间客房以及每一个娱乐场所都摆放安全套，并组织所有从业人员开展防治艾滋病、性病和正确使用安全套的知识培训。”10月20日，郑州市政府召开专门会议，部署实施公共娱乐场所100%推广使用安全套，郑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李英杰向该市所有公共娱乐场所业主和各县(市、区)卫生机构提出要求（《中国青年报》10月23日报道）。

　　政府在公共娱乐场所发放安全套一直是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对这一工作的争论也从来没有平息过，但随着社会对弱势群体关爱程度的提高，政府的这一工作正被许多人以散发着人性化光辉的“次道德”来认同。笔者同样认为，政府在娱乐场所发放安全套，绝不是鼓励性交易，而是通过这种形式来告诉高危人群，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一种有效方法。但笔者始终对这一工作的实效深表怀疑：发放在公共娱乐场所的安全套，“小姐”和嫖客们谁能领情？100%的发放究竟能有百分之几的使用？这一工作究竟能取得多大的实效？且不从法律与道德的角度探讨娱乐场所发放安全套是与非，先来思考这一工作在实际操作中的遇到的种种现实问题。

　　首先，从事卖淫的“小姐”们能否领情？无论是生活所迫被逼无奈也好，或是不愿受苦贪图享乐也罢，“小姐”们卖淫的唯一目的是赚钱，她们当然也想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但问题是她们在性交易中能不能占有主导地位，如果他们占有主导地位，在安全套价格并不昂贵的现实下，那么绝大多数卖淫者必然自己会主动购买安全套，又何必等政府送上门来？但关键是，卖淫市场中是一个买方市场，处于卖方的“小姐”们并不处于主导地位，并不能达到“你不戴套我就不卖”的市场境界，而更多的情况是，处于买方的嫖客们处于想怎么买就怎么买的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嫖客们不愿戴“套”，究竟又有多少“小姐”们能够坚守“戴套”原则而放弃这笔交易？既然如此，政府发放的安全套，又有多少“小姐”能领情？

　　其次，嫖客们是否会领情？我们知道，无论嫖客们多么道德败坏，多么人性泯灭，只要他感染了艾滋病，他同样也是人们值得同情的艾滋病人。那么同样为了防患于未然，让嫖客们在嫖娼之前全都戴上个“套”，艾滋病互相传染的途径不也就被切断了吗？那么谁能让嫖客们戴上“套”呢？处于买方市场的嫖客，已经不可能听从卖方市场的吆喝（当然，为了利益最大化，卖方市场也可能根本不会去吆喝）；那么政府部门的介入，嫖客们是否会领情？如果嫖客们自己尚心存忧虑，在嫖娼之前，他必定设法去弄个“套”来，毕竟比起嫖资，这点投入可以忽略不计，也自然不必等待政府部门送上门来；更多的情况下，也是艾滋病在非法性行为中传播的主要因素，就是处于买方的嫖客不愿意使用安全套，也就是说，艾滋病传播与否的关键因素在于嫖客对安全套的态度，而不是“小姐”们对安全套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推广安全套”的工作愿景，我们是否应该先劝说嫖客们在嫖娼之前先戴上安全套？既然政府以法律这一武器都不能阻止住的嫖客嫖娼行为，又能以什么招术来成功劝说嫖客们都戴上那生命的“安全套”？

　　既然娼妓市场中的买方和卖方都不领情，那么在娱乐场所100%发放安全套的价值又有几何？截至目前，笔者尚未见过一条关于“娱乐场所发放安全套降低艾滋病发病率”的经验，我们见到触目所及的尽是些艾滋病以可怕的速度传播的新闻，尽是艾滋病人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的事实，这说明我们在许多地方正逐步推广开来的“到娱乐场所发放安全套”工作，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

　　防治艾滋病这一艰难的课题，在考验着各国政府的执政能力，针对事实存在的娼妓市场，“打”和“防”的标本兼治问题同等重要，笔者不否认继续探讨推出更新的“防’的措施的必要，但我们是否需要同样加大“打”的力度？我们能够有能力做到娱乐场所安全套100%的发放率，难道就没有能力提高“打”的广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