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国强
中国人从臣民到公民角色的转换，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努力。至今，以二月河的作品为代表的帝王戏用戏说的方式占领着大众的电视视野。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将“天下”作为英雄理想的终点，从而使得侠义审美与帝王意识形态达成一致。刺客顾全天下和平之大局，而放弃了暗杀行为。这是一种虚伪的“精神自觉”，因为它虚设了一个前提，即由帝王来推行专制是人类的最大福利。这种思维模式来自臣民时代的遗传。传统并没有死亡，它在潜层面上影响着人们的价值选择。臣民社会不仅仅来自帝王的专制统治，如果旧观念不破、老奴性不改，在皇帝退场之后，臣民的膝盖仍然习惯下跪。
告别臣民不仅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设计，最根本的还是人的觉醒与权利意识的确立。从清末地方自治开始，人们就意识到了参政的可能性已经出现。帝王可以对自己的子民任意处置，而子民没有丝毫抗辩的权利，只能服从和认命。驾驭臣民是帝王政治的根本目标。自由和尊严是绝对禁止的，因为它对权力的巩固构成了威胁。经过三千年秦政，中国的臣民情结已经根深蒂固，古老社会的惰性和臣民的奴性形成一股难以强大的滞后的力量。知识精英关于“灭种”、“亡国”的惊呼对昏睡的臣民的刺激是有限的。臣民的本性是依附性，旧体制只要还存续着，他们就不会意识到危机。臣民是一种群体性存在，是麻木的群氓而非独立的个人。法国哲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认为：“集体状态与催眠术状态相似。”(《群氓的时代》)臣民是无名的，没有权利，没有自己的声音，它们的存在不过是为了成全皇帝的秩序而已。
个体性的缺失使得臣民习惯于被控制状态，对公共政治缺少一种积极健康的参与心态。随着近代国家观念、民权观念、宪法观念的形成，人们开始意识到单纯等待君主赏赐将一无所获，没有主张就没有权利，没有斗争就没有平等。然而，在以权术和谋略大行其道的政治语境中，简单而具体的权利事件往往会转换为复杂的权力游戏，在利益的博弈过程中，个人权利往往被政治利益所取代。专制霸权是一种不对称的话语权，无权者根本就没有表达的权利。权力实施的目的就是为了剥夺他人的权利，从而造成鲁迅所说的“一级一级驮伏着不能动弹”的格局。跪着生活是臣民的唯一选择，心甘情愿接受皇帝的摆布是奴才的本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能够做到的就是像阿Q那样尽力将圈画圆一些。1792年英使马噶尔尼不愿行跪拜礼，致使乾隆皇帝“朕心实为不惬”。马格尔尼没有意识到，臣民是一种仪式角色，臣民始终处于一种被设计状态。臣民的本分就是不问尊严，不问自由，满心欢喜地过着顺从的生活。奴役先于真理。臣民没有怀疑的权利，也就失去了表达的欲望。再开明的皇帝也依然是残酷的专制者，只不过是实行暴虐的形式不同而已。“所谓天下者，君者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人之天下也。”在“以一人治天下”的语境中，臣民只能充当皇权的工具。臣民自始至终都被一种罪感意识所笼罩，“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所以，“宁乐在君，忧戚在臣。”(《墨子·尚同中》)。
梁启超、陈天华等人提出的“国民”的概念，意在用众人权利聚合而成的“国家”来取代一人独霸的“天下”。在那个进化论盛行的年代，国民意识的养成无疑是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志。平等、独立、自治虽然还只是一些抽象的理念和书面的理想，但是，已经慢慢渗透到了现实的政治生活中。皇帝的统治，说到底是一种语词的控制。皇帝要通过不停地制造概念实现对权力的巩固。从秦始皇时期，“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一直没有动摇过，而且不断的演绎出各种花样的表述，这并不意味着皇帝的控制力多么的严密无缝。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是一种语言声势。
告别臣民不仅需要启蒙思想家的耳提面命，更需要政治家的大胆推行。孙中山的历史贡献不仅仅在于推翻了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更重要的是，他确立了国家意识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公民观念。孙中山打破了从奴才到主子、从流氓到皇帝的历史循环。他认为，“大家想做皇帝”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他们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相互残杀。”(《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69页)。告别臣民，就是告别没有尊严的生活，告别专制，告别暴力，告别话语霸权，这种告别谈何容易，直到今天，我们还依然没有将这些东西从自己身上剔除出去。在20世纪初告别臣民的尝试之后，公民意识并没有全部到位，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漫长的过渡期，阵痛、迷茫和失落是不可避免的。李泽厚先生说：“几千年皇帝专制在政治体制和观念情感上对知识分子主宰地位的消失或隐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科举道路的阻塞，西方文化如潮水般的涌进……给新一代年轻知识者以从来未曾有过的心灵的解放，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图景和道路是从未有过的新鲜、多样、朦胧。”(《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由此可见，告别是一种态度，一种决绝的选择，同时也是一个横跨世纪的漫长过程，难以“毕其功于一役”。(丁国强系中共山东省青岛市委政法委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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