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转眼间已经40多年了。
这场战争是我国军队同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敌人进行的一场殊死决战，是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它对于维护朝鲜半岛和亚洲和平以及确立我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都具极其重要的意义。
抗美援朝第四、五次战役期间，是我志愿军后勤最困难、最艰苦、最复杂的时期，也是志愿军广大指战员忍饥挨饿最多、人员损失最严重的时期。我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后，军委对这种情况十分重视。五次战役后期，军委专门派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副部长张令彬、空军司令刘亚楼和炮兵司令陈锡联等同志到空寺洞“志司”，具体了解后勤困难，研究如何加强对志愿军后勤的支持。
彭总对杨立三、张令彬、刘亚楼、陈锡联等同志说：现在最困难、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后勤供应问题，就是粮食供应不上，弹药供应不上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加强后勤建设。而当务之急呢，就是要迅速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不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都不好解决!
杨立三、刘亚楼他们认为彭总和我们的意见很有道理。回去后，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徐老总、聂老总等军委领导作了汇报。军委很快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并给我们发出指示，决定“在安东与志司驻地之间，组织志司的后方司令部”。
1951年5月14日晚，在空寺洞满是矿洞的山坡下的一座木板房里，彭总组织志愿军党委常委的同志邓华、我、韩先楚、甘泗淇、解方、杜平开会，研究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的机构设置、干部配备等问题。
会议一开始，彭总就说：“有一个事情，咱们得先定一下。中央决定成立后方勤务司令部，说‘志后’在志司首长的意图和指挥下进行工作。现在中央又给我发来电报，要求志后司令要由志愿军一个副司令兼任。现在我们就先定一下，谁来兼这个后勤司令。”
我一听彭总这话，就预感到八成得由我来兼了。因为一进到朝鲜，后勤就是由我来兼管的。我们的副司令一共4个，朴一禹是朝鲜人不能兼，邓华和韩先楚原来也都没分管过后勤，我不兼，谁兼?可是，从我内心讲，并不愿意兼这个后勤司令。我不愿兼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我长期以来一直是做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的，我对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特别是军事工作更熟悉。第二是朝鲜战争的后勤工作太难搞，我担心搞不好，搞砸了，没办法交待!我不想兼，又不好提别人兼，就闷在那儿，不吭气。
我不吭气，别人的发言倒是满腔热烈的。邓华、韩先楚、解方、杜平，你一言，我一语的，都说老洪兼好。
我一看这事实在推不掉了，再推下去非搞僵不可。于是就开始讲条件了。我说：“这个后勤司令我可以兼，但是得有个条件，允许我这个条件，就行。”彭总问：“什么条件呀?”
我说：“条件很简单，第一个是干不好就早点撤我的职，早点换比我能干的同志；第二个，我是个军事干部，愿意做军事工作，抗美援朝完了，回国以后，不要再让我搞后勤了，还让我搞军事!”
彭总听了以后，笑着说：“我当是什么呢，就这条件呀?行!赞成!同意你的意见!”
就这样，在这个会议上，志愿军党委正式作出了由我兼任后勤司令的决定。会后又将决定上报了中央军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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