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腹产作为一种医疗急救措施，曾帮助无数母婴逃过昔日的“鬼门关”，现在的问题却是，剖腹产面临着被滥用的危局。
通过剖腹产“一刀了之”的不良生育理念在中国正发生着畸变式的流行，成为舍得花、花得起钱的人们的“富贵病”。
并且，这种所谓的城市生育时髦，正日益向农村扩散
“剖腹产”中国之怪现状
在“只生一个”的政策背景下，更加金贵的胎儿，别无选择的母亲，促使“剖腹产”非理性蔓延
★ 本刊记者/罗雪挥 文/段京蕾
“2004年农历10月28日11点55分，那是我婆婆找人算好的剖腹产时辰，医生把孩子从我身体里拿出来了，真的一秒都不差。”唐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而此时离她的实际预产期还有十几天。
唐梅毕业于北京一所高校，发现怀孕后，她和丈夫当机立断，马上辞职到安徽农村婆婆家保胎。有过数次流产经历的唐梅为保住孩子朝思暮想，她甚至接受了婆婆为此做的法事：一大家族的人都聚集在屋里，众目睽睽之下法师用鸡血涂抹了她的额头和手心。“其实心里特别复杂，但是你在那个环境，又特别想要小孩，虽然知道老年人迷信，也就由着她。”受过高等教育的唐梅虽然半信半疑，也还是虔诚地配合着。
婆婆更积极地找法师算孩子出生的吉日，并且一气算了好几个，孝顺的唐梅选了离预产期最近的一个，一切都按照规划进行：丈夫顺利找到了熟人，打好招呼后，唐梅提前躺在了剖腹产的手术台上。接着是深度麻醉、剖腹，她的脑子昏昏沉沉的，但是还可以感觉到测血压的机器呼呼地响。头顶手术灯在照，手术钳子碰撞的声音及医生之间与手术不相干的玩笑。“他们都显得很轻松，对于有经验的妇产科医生，剖腹产是一个再小不过的小手术。”唐梅回忆。
吉时到了，儿子被准点抓出母体，8斤，哭得很有劲，唐梅也感动得泪流满面，这一切，都发生在半个小时之内。
富人“剖”孩子，穷人“生”孩子
“我压根就没有想过要自己生孩子。”唐梅告诉记者，她的朋友圈里，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剖腹产”。
事实上是，中国母亲选择自然分娩的越来越少，由此导致的中国剖腹产率之高令人忧虑。资料显示，美国妊娠妇女剖腹产率从3％升至20％花费了半个世纪，不过从此基本稳定在这个比率上；而中国剖腹产率从微乎其微飙升到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比率，只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剖生”转瞬便如洪水决堤般在中国泛滥。
“剖腹产率升高是全球趋势，但是像中国这样短时间内增幅这么快，还是十分不正常的。”曾任天津南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的关秀媛认为。从事接生工作长达40多年的关秀媛清楚地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初，天津剖腹产率不过5％，90年代开始狂涨。关秀媛介绍，如今在天津，医院的剖腹产率一般都在40％至60%之间，部分医院甚至达到了80％，而对于要求剖腹的孕妇，医生几乎来者不拒。
上海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妇幼保健医院医生称，关于剖腹产的数据，由于政策原因不便透露。但是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海市原来对剖腹产的标准控制得很严，但如今这里的剖腹产率正处于上升状态，而且一般情况下，只要产妇要求医生就会剖。
而据媒体报道，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的专项课题跟踪调查显示，从1991年至2000年，浙江省剖腹产率由20.0%上升至45.6%，增长了128%，超出了世界卫生组织警戒线的三倍，与剖腹产率保持在10％的日本等发达国家比较，更是相形见绌。
同样的增长发生在中国北京、沈阳、青岛、哈尔滨，甚至是边远的云南、新疆和内蒙古，包括为数众多的中国地级、县级市，而且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剖腹产越普及。其总体特点是：大城市大于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大于小城市；城市大于农村；高收入者大于低收入者。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剖腹产的日益时髦，这种非自然的生育方式正在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城乡日益扩大，并开始突破区域和城乡的障碍，个别偏远地区剖腹产率甚至更高。在新疆一家国营农场中心医院任职的刘新凤告诉记者，除了少数困难家庭，当地几乎90%的产妇生孩子时都会到两个小时车程外的市医院待产，而且绝大部分人选择剖腹产。她所在的农场医院由于条件稍差，接生孩子的手术越来越少，科里的女护士们生育时也都纷纷到城里做剖腹产，而这些年她已经很少听说有人自然生育了。“一百个里面难挑出两个，不论身体条件如何，不论大龄与否，不论高矮胖瘦，保险起见，一律都剖了。”
农村人天经地义的传统生孩子方式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曾在安徽农村待产的北京高校毕业生唐梅介绍，村里稍微经济状况好一些的人选择剖腹产逐渐增多，不少老人鼓励孩子到城里做剖腹产，“但凡有条件，农村的父母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受自然分娩的疼痛之苦。”
与此同时，选择自然生育似乎成了比较穷困付不起手术费人家的无奈之举。唐梅刚听说一个远房亲戚的自然生产经历：因为家里实在太困难了，只能自然分娩；上午在乡镇医院里生完了孩子，下午就赶紧回家，而家里能够提供的营养不过是一碗红糖水。
富裕的农户对剖腹产甚至不乏迷信色彩，来自山西农村一家开煤矿的夫妇，选择剖腹产的理由很简单：这样更容易生男孩，而自然分娩比较容易生女孩。
现在，许多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对剖腹产也跃跃欲试，来自安徽偏远农村、在北京做保姆工作的张春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穷，她没有钱做剖腹产，所以还是照老规矩自己生了孩子，“小孩奔生、大人奔死”，张春梅说做穷人就得听天由命，话语间，流露出对那些有钱做剖腹产的人的羡慕。
“生了一个六斤三两的废物”
“剖腹产率大幅度增高与‘一孩政策’有关，孩子越来越宝贵了，已经经不起任何闪失。”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而在北京一所医科大学任教的陈怡把剖腹产归结为一种富贵病，现在生活水平高了，又都是一个孩子，生怕营养不良，孕妇拼命进补，结果自己和胎儿都体重超标。过去孩子不过五六斤，如今七八斤甚至九斤的孩子特别多：“不是不想自己生，是实在生不下来。有人生了孩子还嫌小，因为‘只生了一个六斤三两的废物’。”陈怡苦恼地解释。
分娩之痛也不再是母亲们的荣耀，“现在的年轻人吃苦耐劳性太差，忍不了疼。”采访中，几乎所有的上年纪的母亲都异口同声地责备媳妇或者女儿的娇气，而当年她们在生孩子前，往往还在田头车间干活。
话虽如此，但由于怕胎儿万一真出什么问题，对不起祖宗，所以做父母的多半也愿意让女儿或儿媳做剖腹产。山西太原某部队医院妇产科主任孟春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人们对母婴完美生育结局的期望值太高，如今产科纠纷几乎占据了医疗纠纷的一半，为了减少麻烦，医生也常常会降低自己的压力，默许甚至鼓励产妇剖腹产。
而“为了孩子好”的人们，非常迷信“挑生日”。孟春珍介绍，除了国庆宝宝、千禧宝宝等传统好生日，3、6、9，2、4、8等日子都比较受青睐，但各家有各家的算法，规矩都不一样，在排得开的情况下，有熟人要求，医生也不好意思不在所谓的黄道吉日剖。
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则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传统文化认为人不应该对自己的身体轻易动刀，现在这种传统约束力早已消失，但科学健康的现代医疗观念并未跟上，中国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文化道德真空地带，人们更容易迷失，更容易受到某种没有价值依规的诱惑。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几乎盲从的状况下选择了剖腹产，比如很多产妇根本不知道剖腹产的前因后果，只是觉得别人这样，她也要这样；而大部分有医疗保障的人，尤其喜欢选择剖腹产，因为可以报销。多花了钱，反而觉得是多讨了单位的好处似的。
很多医院也鼓励剖腹产，因为其费用是自然分娩的2到3倍，加上手术中不少产妇家属会给医生送红包，效益可观。邱仁宗表示，不排除个别医生有借此谋利的不良动机。 ★
“生”于忧患
曾经无比“凶险”的剖腹产手术在克服了技术难关后，又以惊人的数量被用于人工干预分娩，大面积的“预防性治疗”，为人们“优生优育”的愿景画上了问号
★ 本刊记者/罗雪挥 文/段京蕾
剖腹产手术（Caesarean section）指在胎儿正常生育期的足月前或足月时切开孕妇腹壁及子宫壁，通过手术切口从子宫内取出胎儿的手术过程，曾经是非常危险的手术。
以母亲的生命作代价来挽救胎儿的生命，古时被称作“恺撒” 古罗马皇帝恺撒曾经立法规定，死于妊娠晚期的妇女要开腹取出胎儿，施行这种手术也就是从即将死亡的孕妇身上开始的。这个办法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再次被提倡，并于1540年由麦尼(C. Maini)在健康孕妇身上顺利完成。
中世纪以前，欧洲几乎没有一本书详细描述过这种手术过程；在亚洲，若果如韩剧《大长今》演绎，女医官徐长今在16世纪中叶做的或许是朝鲜第一例剖腹产手术；而中国《史记·楚世家》第十卷即有“吴四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的记载，这是世界上有关剖腹产的最早记载。有据可查的中国第一例西医剖腹产，是1892年由一个叫斯万的外国人在中国广东省施行，但产妇因感染死亡。
如今，由于现代麻醉、无菌技术、抗生素和输血技术以及剖腹产手术本身的发展，剖腹产死亡率大幅下降；而当人们为其更安全、省时和终止了分娩疼痛而兴奋时，这种手术的滥用也就随之发生了。虽然剖腹产挽救了许多有生育危险妇女的生命，但批评者认为，目前医生正过多地采用剖腹产来做“预防性治疗”，而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手术都是不必要的。
21世纪，在中国，剖腹产变得如此普通，其效用被无限放大。媒体披露，北京市妇幼保健院对外公开发布的统计显示，2004年全市产妇的剖腹产率达47.92%，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产妇不必选择剖腹产。这种情况在其他城市也大同小异。浙江《都市快报》见习记者江伟今年8月发表了一篇关于剖腹产危害产妇健康的报道，当即收到了30多个读者反馈。其中一位丈夫反映，当时选择剖腹产是因为医生说不剖腹产如何不好；现在孩子出生6年了，妻子落下不少后遗症，到上海瑞金医院检查，医生说妻子完全不需要剖腹产。
产科专家们开始对如此高的剖腹产率及其后果进行反思。有人提出“剖宫产综合症”的概念：主要是指剖腹产的婴儿呼吸系统并发症多，如窒息、湿肺、羊水吸入、肺不张和肺透明膜病等。因为胎儿是在短时间内被强行从母体剖离，并没有经过产道的挤压。虽然没有确切的影响智力的临床表现，但是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缺乏主动参与的胎儿没有经历必要的刺激，表现为本位感差，日后易发生“感觉统合失调”。
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范玲介绍，这样的孩子特别喜欢乱动，思想不集中，有的小孩写字时老是反写字。比如写“的”，他会先写“勺”，再写“白”。
在北京一所医科大学任教的陈怡选择了剖腹产，她习惯性地与邻居顺产的孩子做了比较，发现周围凡是剖腹产的孩子，总有一些让人担忧的地方，比如运动能力差，很容易晕车，连坐公交车都晕；自己的儿子胆子小，学爬、学翻身、学走路都比顺产的同年龄孩子晚，而且走不稳当。”陈怡没有理论研究根据，但是母亲的直觉告诉她，也许与剖腹产有关。陈怡开始对剖腹产后悔，她向记者总结了剖腹产和自然分娩的差别，“那就像是乘坐飞机去西藏和坐汽车去西藏，后者可以慢慢适应，高原反应就没有前者那么强烈。”
剖腹产对于母亲的危害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曾任天津南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的关秀媛虽然没有做过特殊研究，但是她对接触的病例都印象深刻：比如剖腹产产妇术后9天左右就容易出现腿肿，产妇更容易月经不调，如果剖腹产做的是腰部麻醉，后遗症就是腰疼。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范玲也接触到不少患者，她认为剖腹产产妇更容易得妇科病，比如慢性盆腔炎等。
一些产妇术后劳动力的减弱亦开始引起人们的警觉。浙江《都市快报》见习记者江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位剖腹产母亲看过他的报道后主动反馈，觉得自己的身体产后虚弱了很多。而江伟通过熟人采访湖南常德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得知，有一位到医院就诊的农村产妇，以前是个干活的好手，头胎是自己生的，生孩子后影响不大，每年暑期插秧一天能插1亩田还多，一弯腰就至少4个小时以上；二胎选择了剖腹产，一天很努力才能插7分田，弯腰2个小时就受不了，其间只隔了2年。虽然现在活还是干得漂亮，但是速度耐力明显不如以前，她和丈夫认为这是因为剖腹产造成的。医生诊断后也认为如此，因为她并没有别的损伤。该医生表示，他们没有统计数据，不过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好几例。
不过，直到目前为止，剖腹产危害都是以个案形式存在，大面积使用剖腹产到底将给中国人带来怎样长期和普遍性的影响，还尚无公论。而假如真有证据显现剖腹产会造成普遍危害，那这种看似“安全”的手术便是一个可怕的无痛诱饵，国民体质的下降将从孩子出生即始，无法挽回；或者幸运的是这所有推断不过是杞人忧天，所有剖腹产儿都将安乐度过一生。 ★
剖腹产：选择的权利与义务
如果剖腹产的比例太高，造成的伤害大，政府就应该出面，制订严格的卫生行政标准，限制产妇的选择
★ 本刊记者/罗雪挥 文/段京蕾
“剖腹产在这里不流行。”已经移民澳洲的Lily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刚刚在悉尼做了母亲，并且是自然分娩的方式；因为无论是政府还是医生都鼓励她这么做，她印象中当地医院里几乎99％的人都是自己生孩子，除非是紧急情况。不过这个选择权在医生而不是产妇。Lily感叹老外医生的职业素质好。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的剖腹产手术控制得也同样严格。曾任天津南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的关秀媛回忆，当时剖腹产手术需要全科进行讨论，确有需要才能做，本单位大夫生孩子也不例外。1963年，关秀媛生头胎，胎儿比较大，已经过了预产期20多天了，按今天的说法是“过期妊娠”，早就该剖了，但是主任当时就是不让做手术，坚持让她自己生。
天津一位大学退休教师刘丛也遭到了同样的“冷遇”。她1970年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生产，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前面流产了两个孩子，第三次一发现怀孕，刘丛就请了长假，拎着包袱去医院保胎，一直住了五个月，直到天津发生龙卷风动员轻病号让床位她才回家。而她一直不锻炼的恶果是生孩子时折腾了三天两夜，生不下来的她死活闹着要剖腹产。医生却不为所动，结果“过犹不及”，好容易生下儿子，产钳使孩子颅内出血兼新生儿冻伤，这都是致命的新生儿疾病。“换在今天我们就告他们了”，刘丛告诉记者，但在当时确实没有选择权。因为刘丛所在的单位只有两个人获得了剖腹产资格，一个是因为40多岁才生头胎，一个是先天性心脏病。在物资配给的年代，要破格做剖腹产也需要人情 因为做“剖腹产”，产假可以从56天延长到72天，鸡蛋多给一斤，珍贵的牛奶更是不在话下，所以医院把关特别严，绝大部分人不得不老老实实自己生。
如今，这些“剖腹产”待遇都成了历史，选择的权利由医生逐渐过渡到产妇手中，对自身的关注成为年轻母亲们仅次于对孩子安全的考虑。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范玲介绍，在北京，主动要求剖腹产的人群主要是知识水平较高，社会地位较高的女性。虽然未必有太多的科学依据，绝大部分选择剖腹产的产妇都相信，剖腹产不会像自然分娩那样影响夫妻性生活，而且更能够保持身材，“女孩子都爱美，孩子是提前拿出来的，还没有入盆，不会释放激素，体形不会变。”同样是剖腹产妈妈的陈怡对此表示理解：“现在大家都讲究生活质量，毕竟孩子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也有人试图绕过“剖腹产”的诱惑，体验原始生产的感觉。33岁的北京外企职员克瑞丝汀·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曾经鼓足勇气在中日友好医院的产房里挣扎了十多个小时，医生随口问了她的年龄，脱口称赞她这个年龄自己生真是勇气可嘉；她立即要求医生即刻实行剖腹产，想“与众不同”的自然生产方式轻易地就在医生微妙的心理暗示下崩溃了。
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告诉记者，他在给医院上课的时候，经常会有妇科医生问他，碰见产妇强求剖腹产怎么办？邱仁宗也只能够建议医生先说服教育。不过邱仁宗认为，为了母亲和孩子的利益，必须考虑怎么才是真正地赋予人们选择权？如果剖腹产的比例太高，造成的伤害大，政府就应该出面，限制产妇的选择，就什么情况下实施剖腹产，什么情况下禁止剖腹产，制订出严格的卫生行政标准。 ★
剖腹产手术要求
医学上进行剖腹产手术的手术指征为：
1. 孕妇患有内科合并症疾病：如心脏病、高血压、肾病、糖尿病等等；
2. 孕妇患有并发症：如妊娠期糖尿病、子宫肌瘤阻塞产道，或是胎盆早剥，中央型前置胎盆造成产前出血；
3. 孕妇本身的骨盆小，分娩困难；
4. 35岁以上的高龄孕妇属于高龄；（如身体各项指标都很正常，也可以考虑自然分娩）
5. 胎儿缺氧，或是巨大儿，或是胎位异常，如双胎或者是胎位不正。
（段京蕾根据对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范玲的采访整理）
自由的娇气与羸弱
尽管医生普遍地相信，自然分娩对产妇和新生儿都是有益的，但他们却慷慨而热情地为产妇们准备手术
——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惊诧的同情心
★ 本刊评论员/秋风
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大中城市，已经进入了剖腹产时代。
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剖腹产分娩率仅为15%，而在中国，来自各大医院产科统计表明，各医院的剖腹产率基本都超过了这个数字，有的城市竟然能够达到50%。也就是说，在城市，相当大一部分婴儿，不是通过母亲的痛苦努力，而是由手术刀送到这个世界的。
这一现象固然与现代女性生育年龄逐渐推迟有关，尤其是城市白领女性大幅度推迟生育。但国外妇女怀孕年龄也在提高，因而，仅仅生育年龄推迟，远不足以解释中国的剖腹产比例如此傲视寰宇的原因。
医院的不负责任要承担部分责任。医院被卡在了体制转轨的中间状态中，它是公立的，但却要自谋收入。于是，医院埋头挣钱，用经济效益指标考核医生。在权力与商业的双重冲击下，医学伦理在我们的医院中是一件很稀缺的东西了。尽管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医生建议产妇自然分娩，尽管医生普遍地相信，自然分娩对产妇和新生儿都是有益的，但他们却慷慨而热情地为产妇们准备手术——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惊诧的同情心。
当然，医院的生意之所以火爆，还是因为他们迎合了产妇的心理。那些在医学规则之外自愿选择剖腹产的人，是为了躲避痛苦、追求快乐：第一，产妇普遍害怕自然分娩的痛苦，相比于分娩时在清醒状态下那种连续数个甚至几十个小时的痛苦，麻醉下的那一刀之痛，简直不值一提；第二，产妇们普遍害怕自然分娩会影响体形，而保持体形是很多女性生存的惟一目标；第三，还有一些夫妇担心，自然分娩会使产妇产道松弛，减少未来行房的快感。
躲避自然分娩的痛苦，追求自己未来的快乐，这种欲望是如此的强烈，因此，尽管所有的医学、与公共卫生权威都建议，最好自然分娩，自然分娩有利于孩子未来的生理发育和身体健康；但那些在产前仔细研究过怀孕、育儿大全的产妇们，仍然有相当大比例选择了剖腹产。
恐怕得承认，准妈妈们不会缺乏对孩子的爱，事实上，这是一个母爱泛滥过度的时代，大多数母亲对孩子的爱已经畸变为溺爱。但是，准妈妈们仍然选择了逃避那本来对孩子有益的身体痛苦——也许，恰恰是因为她们由此而生出某种内疚感，所以才会在孩子出生后给他/她过剩的关爱。
这样的选择，也许只是新一代人中的某些群体的精神写照：娇气而羸弱，尤其是在所谓的白领群体。但似乎有很多信息可以证明这种精神气质的存在。他/她们失去了寻找配偶的能力，甚至丧失了这样的冲动，因此，当他/她们的父母忙着帮他们相亲，他/她们自己则在玩无性婚姻等等新花样。医生除了建议妇女自然分娩之外，也建议母乳喂养，但是，白领妈妈们似乎普遍存在“分泌无能症”，这也许是因为，她们一直被身体变形的恐惧控制着，这种心理暗示，再加上现代城市紧张的节奏，使不少妇女丧失了哺乳的意愿和能力。
现代城市生活肯定会导致人的生命力的退化，国外经验显示，城市男女的生育能力、妇女的哺乳能力都在退化，这似乎是一种文明的宿命；但这种退化在中国似乎来得太快了。这也许是因为传统的规范和教条早就被彻底打碎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束缚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自在地放纵自己：医生不受医学职业伦理的约束，可以自由地为医院追求手术收入；未来的父母们也不愿承担对孩子的责任，而自由地选择剖腹产。
但这种“自由”的环境，培养出的却是一些群体性格的娇气与生命力的羸弱。本来，自由会让人的创造性得以尽情地挥洒，也使人的生命丰富而强壮。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自由必得与责任、与道德感同行。假如一个人具有责任感，尊重孩子的权利，她就会接受医生的劝告，毫不畏惧地选择自然分娩，她也不会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过分地溺爱孩子。不幸的是，在中国，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几乎很难听到认真而有效的精神与道德教诲。于是，人们只学会了追求自己的快乐与幸福。
每个人确实都应当拥有这种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仅仅拥有这种自由，生命就圆满了；更不意味着，人人享受这种自由就是一个好社会。
在古典作品中，母亲的形象似乎总是与“坚韧”的品质联系在一起，对于任何一个部落、一种文化的命运而言，这种精神品质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这种精神品质更多地与母性有关，源于十月怀胎的艰辛和一朝分娩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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