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0月20日，“河南大平矿难”一周年纪念日，《南方周末》记者再赴大平，也再赴将近一周年纪念的铜川。也许应该去的地方还有很多……
这是一段充满沉重记忆的旅程，但也是一次平静和理性的回望。回到这个原点，不只是为了记录矿工们劫后的生活，描摹其人群生态，更是为了走出阴影，把目光投向未来。
这也是一次契机中的回望。不久前，中纪委、国家安监总局等国家四部委联合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地方官员从煤矿撤资撤股。此次设立“大限”背后的决心，让矿工们又一次看到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回望大平。我们为国家的进步而鼓舞，也期待着这进步的节奏更轻快，更切合朴实的民意。
对于148位遇难矿工，这是一份纸上的纪念。岁月在过去，我们未敢忘记。
□本报记者关军
2005年10月20日，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星期四。河南省新密市当日气温为14-18摄氏度，从早晨开始，天地间雾雨迷离。在新密与登封交界的大平矿区，上班的人们在街边简单吃一口早点就跨进大门，神色匆忙；泥泞的土路上，加长加高的运煤车一辆接着一辆，在雨雾中轧出粗重的辙痕。
煤矿大门外的马路两旁排满了各种小店铺，由于对店主们打扫自家门前卫生的力度不满，五六名煤矿干部亲自拿起扫帚，直到街道干净得连一块煤渣都看不到——当天上午，郑煤集团的领导将莅临大平煤矿，出席“‘10·20’事故纪念座谈会”。
煤矿的机关干部侯沛然这一天上班很早。天气的沉郁加重了他的哀伤情绪，“10·20”像一个特别沉重的感叹号，让他唏嘘不已。
从矿长到侯沛然这样的一般干部，过去一年所做的努力表面看上去简直有些自相矛盾——既要让大家始终牢记惨痛的教训，又要尽早抹去笼罩在矿区的浓重的阴影，正常生产。
纪念活动也是在这样的一种心态下谨慎进行。
从10月20日零点开始，下井的每班矿工都要宣读安全誓词，多数人表情颇为肃穆。各个升井的工作队也分头召开了安全生产座谈会。
郑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牛森营出席了大平煤矿的干部大会，大家为遇难矿工默哀3分钟，回顾了大平煤矿一年来的整改情况，最后集体在安全条幅上签名。
“10·20”矿难之后，大平煤矿被确定为煤与瓦斯突出矿，大规模的整改和设备升级持续130多天，直到今年 3月6日专家组验收合格。整改过程中，仅设备更新一项，就投资达3500多万元，上百台油漆鲜亮的压风自救装置、开停传感器、馈电传感器进驻井下。通风队矿工刘义平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那148位兄弟的生命换来了其他矿工更安全的工作环境。
与生产条件的改善相比，人的信心的重建显然更为艰难。一线矿工曹鹏说，矿难第二天，就有100多名矿工离开大平，他们有的为了避免心理阴影去了其他煤矿，有的则表示宁愿拣垃圾也不再下井。
好在总会有新矿工补充进来，而他们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更多的是务实地关心劳动待遇。
从去年事发到今年3月恢复生产，干部职工们的主要井下工作是清理巷道，安装设备。最初的井下重建的日子里，一些经历过“10·20”的矿工不敢独自到工作区作业，矿里的干部们就亲自陪着他们。
按目前的规定，侯沛然每个月至少要下井6次，那些一线管理者的下井次数则远远超过6次。他们除了要担任安全监督员，也希望借此行动给基层矿工一种“我们与你们同在”的安全感。
对大平煤矿普通矿工的采访显示，“10·20”之后临危受命担任矿长的张明剑口碑良好。经常下井视察，体贴矿工生活，重视安全投入，在职工们眼中，张矿长务实的行事风格颇为珍贵。前不久，张明剑调任郑煤集团的安监局局长，大平煤矿的工人们说，盼望其工作作风在继任者身上得以延续。
被改变的曹鹏
每个人都不否认，“10·20”重创了他们的灵魂
10月20日这天，曹鹏和几个矿上的朋友都没上班，借了一台微型面包车去县城散心。
“今天不是一周年嘛，许多人都请了假。”矿难之后，他养成了一个习惯——一旦感觉不好，就请个假，不会下井。
这一年里，24岁的曹鹏的性格多了一些超过其年龄的谨慎，在这样的阴雨天，他反复提醒同伴要把时速控制在30 公里以内，“连手扶拖拉机也不要超”。
平常下班时间，只要回家稍微晚一点，曹鹏的妈妈就会焦急地站在村口张望。家人的担心让他凡事多了几分慎重。
去年10月20日的深夜，正在熟睡的曹鹏被邻居们凄厉的叫喊惊醒。两天后，他事发后第一次上班，奉命下井清理巷道，还没降到地面300米以下的大巷，曹鹏就闻到了刺鼻的血腥味，这种难闻的气味在随后几天又渐渐变成臭味，直到半个多月后才逐渐消散。他看到整个井下已面目全非，十多毫米厚的钢板像蛋卷一样蜷成一团，足有10吨重的电车翻倒一旁，矿灯的微光所到之处，偶尔还会看到遗落的鞋子或工具。
矿难之后，曹鹏仿效其他工友，买了红鞋垫和红腰带，每次下井前都认真地垫好，系好——这样的举动，以前的他是很不以为然的。
在生活中，马向吉等朋友偶尔会嘲笑曹鹏的“迷信”——曹鹏告诉他们，有时候他上班比较早，一个人走在巷道里，四下里明明什么人也没有，他却会隐约听到有人在唱戏。“是豫剧，就像出事前戴松山他们哼唱的那样。”曹鹏说当时他也只好大声地唱歌，给自己壮胆，唱的什么完全不知道，“只要有个动静就行”。在矿区坐着，毫无来由地，曹鹏偶尔会感觉浑身像触电一样，头皮发麻，极度的紧张使他用力摔打手里的东西，或者漫无目标地大骂几句。
每个人都不否认，“10·20”重创了他们的灵魂，甚至部分地改变了他们的性格。沈孝杰曾看到过一些救助队抬尸体的场面，那个情景缠绕了他一年。王长秀面相文静，但他说自己这一年的脾气明显暴躁了，以前无关紧要的小事现在也会成为与队友或家人争执的导火索；采煤工人刘义平说，大家经常在一起喝酒，以前明明喝半斤恰好喝醉，如今非要喝上七八两，直到不省人事；马向吉说，直到现在，他还特别怕见死人——不管是咋死的——他对于去医院和殡仪馆都有心理障碍。
过去的一年里，曹鹏他们无论一起喝酒还是打牌，话题始终绕不开“10·20”。最初是哀叹事故现场的惨状，后来是感慨一些亲情的或缺乏亲情的故事，再往后，就持续关注事故责任人的处理情况。今年9月22日，四名责任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本来对这事儿渐渐忘了，到了周年，又陷进去了。”曹鹏并没有特别亲密的朋友死于“10·20”矿难，但他却很难摆脱内心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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