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政协委员为验证管理方案的可行性，不惜以拾荒者的身份到外地身体力行体验月余。近日，曹县40岁的女政协委员赵秀丽成为这样一条消息的主角。10月22日以来，“女政协委员义乌拾荒一个月”的消息被媒体纷纷转载，公众与舆论对此事的多重赞誉也使其意义不断提升。
事实究竟如何？昨天，本报记者奔赴曹县，对赵秀丽进行了面对面采访，朴实的赵秀丽称自己的义乌之行更多的是个人人行为，拾荒的目的并非学习当地管理经验，而是看能否为老家农民外出挣钱找一条门路，从而实现自己心头埋藏已久的的一个梦想。
仅仅几天时间，曹县魏湾镇农妇赵秀丽成了远近闻名的人物，平日养猪、种庄稼的平静生活一下全变了，各地记者的电话让她应接不暇。
事情的起因是浙江一家媒体传出的消息：山东曹县一位40岁的女政协委员为了“求取真经”，在浙江义乌悄悄当了一个多月的拾荒者，实地体验当地管理拾荒者的经验。
从小有点特别定下四个目标
赵秀丽和想象中的政协委员不一样，但也不像一个普通农妇，见到她时，她正一边掰着玉米棒子，一边接手机。她穿得很干净地喂猪，快言快语，自信地大笑。
赵秀丽家在魏湾镇王泽铺村，她家院子很大，前面开着兽医站，后面一排猪圈，还拴着一排羊，鸡飞到了墙上，三层的农家小楼，阳台上铺满了玉米，是很典型的农家院。但走进屋里一看，又让人吃一惊，屋里很简陋，电视很小，但有一台崭新的电脑，还有一整套打印机、传真机，书架上放着许多名人传记之类的书。
赵秀丽本人就如同她家的摆设一样，过着普通的农家生活，内心却有很多独特的理想。
赵秀丽文化水平不高，高中毕业后跟着哥哥学医术，哥哥的药铺一天能赚80多元钱。看着与自己家差距越来越大的穷乡亲，年轻的赵秀丽定下了几个人生目标：一、把王泽铺最难走的一条土路修好；二、自己买一大片地，盖上几层小楼；三、用剩余的钱盖一座养老院，再开一个廉价诊所，自己不赔本，但也不赚黑心钱；四、全村人都能盖上楼。
贷款四万修路夫妻双双病倒
赵秀丽说，只要定下了目标，她就会沿着这一条路走，虽然这可能是一个农家女的异想天开。
从赵秀丽保存的她写给镇、县政府的信来看，从1996年开始，她就在四处联系给王泽铺修路的事情，但一直没有结果。
2002年，赵秀丽终于忍不住了，她开始牵头修路，她把自己家的兽医站抵押贷了四万元钱，又号召乡亲们捐了一万多，然后硬着头皮找王泽铺经商的人捐款，被人骂了无数次“神经病”后，拿到一万多元捐款，再加上镇政府出的几万元，三个月后，王泽铺终于有了一条崭新的公路。
路修好后，赵秀丽一病不起，丈夫老李也同时病倒了。赵秀丽说，有可能是被自己气的，也可能是心疼那四万元钱。
当了政协委员不改质朴本色
正是因为带头捐款修路这件事，2003年，赵秀丽当选为曹县十届政协委员。
刚开始，赵秀丽根本不知道如何当政协委员，后来，逐渐摸清门路的赵秀丽开始写提案了，她不了解多少国家大事，她只会用最普通的农家语言表达她的意见。
“一个人想监督政府是不可能的，只有组织才有力量，才能维护良好的愿望，老百姓才能信服，老百姓想得到的，就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就比如修路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了起来，就是没有规定好养护制度和排水措施，人为损坏了，使大部分人特别痛心。一个普通老百姓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可是找几次村干部，他就几次在广播里说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又找了管区书记，他说也说过村支书几次，他不听，我也没有很好的办法，我总不能把村支书给撤了吧，听了真是特别痛心。”
“农村城市化，政府应尽早出台长远的计划和政策，一个乡镇能建几个小城镇、建设什么样的房子及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和标准。但政府至今没有出台农村城市化及规划出建设区域试点等政策，大部分村庄没有统一规划，既花费了钱，又浪费了土地。”
这就是赵秀丽的提案，一个农妇政协委员的真实想法和真实表达。
为圆两个梦想奔赴义乌拾荒
2002年到2005年，赵秀丽在家整整“窝”了三年，几乎没离开过曹县，她实现了她的第二个目标：买了一块地（一亩半），养了鸡鸭猪羊很多家畜，还盖起了三层小楼。
2005年9月初，赵秀丽在网上看到浙江义乌实行新的拾荒者管理制度，所有拾荒人员统一着装、统一配证、统一车辆。这让赵秀丽眼前一亮，她很想搞清楚这种制度能不能让拾荒者挣到钱，如果可以，她就组织村里那些一直想出外打工却没有门路的中年妇女一起去。赵秀丽再三跟记者解释说，她当时根本没想到要去考察什么制度，她只是觉得，这次尝试也许会有助于她实现后两个目标。
9月2日一早，赵秀丽还是和以前一样，没跟丈夫打招呼，背着行李就走了。赵秀丽直接找到了义乌环卫处，提出想报名捡垃圾。
赵秀丽说，事情真的是很巧，那天接待她的是环卫处书记黄以富，因为义乌的这项制度也是刚刚处于摸索阶段，根本没有人报名，赵秀丽竟是第一个报名者，所以对方特别重视。而那时候，由于赵秀丽的身份证已经过期，为了保险起见，赵秀丽随身带了政协委员证，就在她掏身份证时，不小心带出了政协委员证。
赵秀丽说，当时黄以富吃了一惊，很郑重地问她：“你真的想拾荒吗？”赵秀丽回答：“是。”黄以富劝她：“你还是到街上看看，就别自己拾了。”赵秀丽说：“我还是想自己去拾。”黄以富很肯定地说了一句：“你不是来拾荒的，你是来体验生活的！”后来赵秀丽说，她当时心里直嘀咕，不知道为什么对方会这么吃惊，“难道政协委员还是个官吗”？
交上四百元押金，穿上统一服装，一头扎到垃圾堆里，赵秀丽说她当时就后悔了：“家里不缺吃不缺穿的，坐着看电视多好，为啥出来捡垃圾呢！”后来，赵秀丽看看的确没人搭理她，这才把头抬起来。
那几天，赵秀丽一边拾垃圾，一边仔细观察，她发现这种管理制度的确有助于管理拾荒者，拾荒者在登记后，对公共设施破坏明显少了，拾荒者本人的安全也比较有保障了，而且开始注意个人形象，义乌街头显得更干净了。但她也发现，肯报名的拾荒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拾荒者仍然睡在火车站台下和公园里，舍不得交这400元押金，也不想受太多管束。这一些，虽然在赵秀丽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她并没想到把这写成提案。她只是觉得，如果自己把没事干的老人和乡亲组织到义乌来拾荒，会比其他地方有安全保障，她要把拾荒做成“一项事业”。
白天，赵秀丽就找个小饭店随便扒两口饭，晚上她不住宾馆，而是以每月200元钱的价格租了一间房子。她说，她怕回到家后就不想再出来捡垃圾了，房子留着，她就有动力，就必须回来，她还有两个目标没有实现呢。
只捡了几天垃圾，赵秀丽就匆匆回了老家，她怕丈夫又在家“气病了”，临走前，她把捡的垃圾都送了人，因为“和老弱病残抢东西，心里太不安”。回家安抚完丈夫，她再次来到义乌，这回除了捡点垃圾，她还到一家饰品厂干了几天串珍珠项链的活，她说她想知道哪个活挣钱多，她要给村里妇女外出打工找条路。
赵秀丽说，她是个定下目标后，就一定要做到的人。当初她修完路后，很多人走着她带头修的路，背后说她是“神经病”；路修好了，一些乡亲不知道爱护，脏水就往路上泼，时间长了，路又变得坑坑洼洼，她很心疼，去说人家，对方就给她脸色，说“你多管什么闲事”！
如今赵秀丽还在继续管闲事。她说，她还有两个愿望没有实现，在农村，她听说了太多老人被子女虐待的事，她想建一座养老院；她还看不惯医院现在医药费太高的现状，她想自己开一家诊所，收最便宜的医药费给人看病。
赵秀丽说，她这两个愿望都不是免费的，因为天上不会掉馅饼，没有钱，什么善事都做不下去。
“我的愿望你听着很可笑，是不是？”赵秀丽有些不好意思，但很真实。
本报记者张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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