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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是太原公安系统最年轻的局长，在很多人眼里，他少年得志，前途无量。
从云端坠到谷底，只在一夜之间。2004年春天，他被双规；一年后，被双开；之后，被刑拘、被逮捕、被公诉。在检察机关开列的一长串向他行贿的名单中，既有警界同仁，又有私企老板，甚至不乏黑社会成员。涉案金额达数百万元。今天，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他涉嫌受贿案开庭审理。
昨日堪回首并州谁人不识“邵”
在邵建伟的师长、亲朋看来，邵的仕途之所以通畅，缘于他的能干加巧干。
邵建伟的升迁之路充满传奇。
1978年8月，邵建伟在太原南郊一个小山村插队期间，考入日后被誉为警界“黄埔军校”的省人民警察学校，成为这所学校的首批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太原市公安局北城分局杏花岭派出所。
那一年，邵建伟23岁。
告别了前途渺茫的插队生活，成了一名梦寐以求的人民警察，邵建伟分外珍惜警界生涯的每一天。26岁时，身为派出所普通户籍员的他，升任敦化坊派出所所长。如此引人注目的跳跃，邵仅用了三年时间。
33岁时，邵建伟又由太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处长，一跃至北城公安分局副局长，直至一局之长，成为当时太原公安系统最年轻的“少帅”局长。
在邵建伟的师长、亲朋看来，邵的仕途之所以通畅，缘于他的能干加巧干。邵建伟本人在回忆自己早期的公安生涯时，也不无感慨，“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名像电影《今天我休息》里的马天民那样的好警察。”
翻开邵建伟的早期人生档案，亮点之多确实令人侧目。1983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开始了第一次“严打”斗争，初出茅庐的邵连连侦破多起大案，被太原市委、市政府授予二等功。不久，在杏花岭公安分局全局业务技能民警考核中，邵建伟再获得冠军。在他任职杏花岭公安分局局长期间，该局首次荣获了“全国优秀公安局”称号。
警察工作自有其特殊性。在邵建伟的记忆中，即使像他一样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新手”，也常常有机会享受当事人请吃请喝的待遇。当年的邵建伟，还能够坚定地对此类邀请说“不”，其事迹甚至上了报纸头版。
那是1983年的一天，辖区内一位老人找邵给他的儿子办户口，邵建伟按照规定把办好的手续送到了老人手中，老人感动之下，非要送给他100元表示感谢。邵当时的月工资是48元，但他坚决拒绝了这番好意。过意不去的老人，又悄悄写了一封感谢信投给了报社，不久，《太原日报》头版转二版报道了这件事，这是邵建伟生平第一次上报纸。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谁能想到，当年“拒收百元”的好民警，会在20多年后，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锒铛入狱。
高处不胜寒 功名背后几多累
“我求别人办事要送钱送物，别人求我办事送钱送物，天经地义，合情合理。”
事业顺畅、仕途平坦，在同届“黄埔”学员中出类拔萃，彼时的邵建伟志得意满，对公安事业充满激情。但是，这份激情一旦遇到外界环境的刺激、碰撞，马上变了颜色。
由于工作关系，邵结识了不少私企老板，他们赚钱时玩命赚钱、娱乐时疯狂娱乐，那份“我的地盘我作主”的潇洒自如令邵建伟不止一次自哀自怜，“有职有权固然好，但到60岁一退休什么都没有了，不如有钱，永远是自己的，身后还可以留给家人和孩子。”
思想上差之毫厘，行动上就谬以千里。随着邵建伟的地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一席酒宴、一次旅游、一叠人民币”的诱惑越来越多，他逐渐由最初的“严防死守”变为顺其自然。
在一份忏悔书上,邵建伟总结说，对于送上门的钱物，初期的“一律拒绝”很快过渡为第二时期“收了心不安，不收心不甘”。那些有求于自己的当事人满腔真诚送礼上门，如果硬生生把他们拒之门外，细想想未免可惜。但是，一旦开了口子，纸里包不住火，被举报怎么办？被查处怎么办？
不安、不甘，这是饱受煎熬的第二时期。
接下来，就是“柳暗花明”的第三时期，“收了放心，不收安心”。“我求别人办事要送钱送物，别人求我办事送钱送物，天经地义，合情合理。”这个时期的邵这样认为。
思想上的障碍一旦扫除，接踵而来的一切便水到渠成。
据检察机关指控，1999年12月14日，犯罪嫌疑人任帅因涉嫌绑架公安民警被留置在杏花岭公安分局，任帅的亲戚、“山西涉黑第一案”中的主人公“三马虎”通过中间人找到邵建伟，希望为任帅办理取保候审。4天后，任帅被取保，“三马虎”备好的5万元感谢费也被邵笑纳。
1995年到2001年间，杏花岭公安分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干部调整。在众多跃跃欲试希望“进步”的民警中，不乏在大要案中崭露头角的侦破能手、与邵建伟私交甚好的老部下、老朋友，为了加大保险系数，他们纷纷施展神通，用各种方式向局长邵建伟送达自己的心意，最后的结果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28名给邵建伟送过钱物的公安干警均程度不同地得到了提拔或调动。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从2000年开始，有关邵建伟“大肆受贿”的举报就接连不断。杏花岭公安分局的民警们发现，一向严肃寡言的邵局长在各种会议上更加正襟危坐、言简意赅，匆匆而来，匆匆而去。那张令他们敬而远之的英俊面孔日益凝重，鲜有笑容。上班时间，邵建伟的办公室常常门窗紧闭，孤坐其间的他或凝神苦思、或奋笔疾书，部下在外面敲门，邵建伟充耳不闻，纹丝不动。
“人生的目的就是幸福快乐，但我把生活当成了战场，永远在苦苦追求下一个目标，从未感到过满足、快乐。这一切，又怎能与外人道？”私下里，邵建伟曾与朋友袒露心扉，万般感慨溢于言表。
风口浪尖处 旁观者清他独迷
“他一面给省里有关领导写信，表白自己清廉，一面继续收受贿赂，丝毫不收敛。”
熟悉邵的人说，争强好胜的性格既成全了邵建伟，也葬送了邵建伟。
2001年4月，一场来势汹涌的打黑风暴席卷太原。当年12月，素有山西“黑老大”之称的“三马虎”在打黑专案组的艰苦围剿之下落网。“老邵可能要出事”也渐渐在坊间盛传。
但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2001年6月，邵建伟调任临汾市公安局局长。不久，临汾各县区公安局长、政委开始了如火如荼的大交流。2003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机构改革又在临汾市公安局拉开战幕。
据检察机关指控，从2001年6月到2004年3月，临汾市公安局共有13名干警为使自己在提拔调整中得到照顾，向邵建伟送钱送物共计50余万元。
新一轮的举报纷至沓来。但邵建伟自认为一切天衣无缝，“他一面给省里有关领导写信，表白自己清廉，一面继续收受贿赂，丝毫不收敛。”一位办案人员告诉记者。
从事多年公安工作的邵对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不会毫无察觉。事实上，纷繁忙碌的一天结束后，他经常做的事就是阅读大量反腐败的案例报道。遗憾的是，邵建伟此举不是为了引以为戒，从而“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而是想了解这些“倒霉蛋”被查处的真正原因，以提高自己的反查处能力。
“他太自负了。”一位熟悉邵建伟的私企老板评价说。邵错误地认为，他和行贿人之间“一对一”的模式堪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纪检监察部门即使查处也不会形成证据。“这种想法对我长期的违法违纪行为起到了关键的技术支撑作用。”邵建伟向办案人员坦言。通过一年多的“面壁思过”，邵建伟方才惊觉，“收一个人的是一对一，收的人多了，就成了一对几十。即使被查处的概率是万分之一，但一旦轮到自己头上，就是百分之百啊！”
只是，这悔悟来得太晚了!
就在邵建伟“马不停蹄”地在临汾“排兵布阵”的时候，2004年1月17日，“三马虎”被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死刑。三马虎不服，当庭提出上诉。
“三马虎”最终能否免于一死？无数的人在观望、在揣测。与此同时，邵建伟的“安危”也成了社会各界最敏感、最微妙的话题。
两个月后，也是在17日，邵建伟被中纪委、省纪委办案人员带离临汾。
晴天一声雷 反腐大案震山西
无论是在喧哗的酒楼，还是在安静的办公室，人们几乎“言必谈邵”。
“邵建伟是在一个会议上被带走的。”临汾市公安局一位知情人不无惋惜地说，“就在邵局长被双规前，省公安厅通报了全省破案攻坚战役的9项指标，临汾市公安局有5项指标名列全省第一。”
随后几天的临汾，无论是在喧哗的酒楼，还是在安静的办公室，人们几乎“言必谈邵”。震惊、痛惜、忧虑，各种声音不一而足。
办案人员驻扎的临汾某宾馆吸引着人们的视线。数名在当地“举足轻重”的人物被“请”到宾馆“说情况”。
类似的情形又随后在太原发生。从公安局副局长到刑警队队长再到普通民警，杏花岭公安分局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冲击波。
震荡远非于此。就在省纪委于2004年9月通报邵案不久，原太原市委秘书长王国武被省检察院立案侦查。曾多年担任杏花岭区委书记的王国武被传与邵建伟有“非正常经济往来”。发稿前，记者从省检察院办案人员处获悉，目前，王国武因身体原因被取保候审。
王国武之后是侯伍杰。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被指在任省委常委兼太原市委书记期间，为邵建伟谋取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提供帮助，收受邵建伟10万美元、一块价值58320港元的百达菲利牌手表和两万元礼金。
此前，经中纪委决定并报中央批准，侯伍杰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省人大代表资格也被罢免。
梦醒落马时 笔下忏悔警世人
“我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地追求幸福，最终却成了最不幸福的人，这是多么巨大的讽刺！”
邵建伟案是在中纪委监察六室的直接指挥下，由省纪委“2·10”专案组查办的。被双规初期，有关邵建伟“万念俱灰、畏罪自杀”的传言颇盛，事实上，邵建伟的表现比人们想像得更理性、更明智。
据一位办案人员介绍，归案后的一个月，邵建伟也曾有过反侦查之举，在专案组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下，邵放弃了无谓的“抵抗”，开始如实交代问题。他对办案人员说，“面对你们义正词严的追问，我无言以对，心服口服。”
在配合专案组办案间隙，邵建伟“笔耕不辍”，写出了一份数十万字的“忏悔录”，并向组织请求，希望作为反面教员警示天下人。
“恶莫大过贪,祸莫大过不知足”，邵建伟说，“金钱一度时期左右了我的价值取向，使我失去了自由。现在看来，与自由相比，金钱是多么微不足道啊！”“我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地追求幸福，最终却成了最不幸福的人，这是多么巨大的讽刺！”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这是邵建伟20多年前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一句名言，深有感触的他将这句话摘抄在日记本上，默记于胸。时过境迁，随着受贿行为的一次次完成，理性、党性逐渐被“愚蠢的侥幸心理”所取代，他甚至认为，那些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之所以被查处，或因为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或因为素质不高“撞到了枪口上”。如今，他终于幡然醒悟，惩治腐败已是大势所趋。面对大千世界越来越多的诱惑，一些干部如果不能洁身自好，就会成为“身败名裂”的高危人群。
邵建伟自幼丧父，母亲一手将五个儿女养大成人，出类拔萃的邵建伟曾经是全家人的骄傲，而现在，在77岁的老母亲本应安度晚年的时候，却给她带来“天塌一般”的灾难，每忆至此，邵建伟总是仰天长叹，悔恨的泪水无数次打湿双眼。
“我对不起母亲，对不起学生时代对我寄予厚望的各位老师，对不起曾经像良师益友一样关心帮助我的各位领导，对不起那些辛勤工作、能力突出、成绩卓著，在他们提拔时我却收了他们钱物的同志们……”邵建伟说，“太多的对不起，让我的心灵永不安宁。”
本报记者郭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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