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工资低、福利差的问题，当然也需要重视、需要解决，但远不如“警察收钱搞执法”问题紧迫、重要。今年4月份以来，西安发生多起袭警事件，9月19日西安市公安局专门就袭警事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安部长批示要严厉打击犯罪分子。针对这个问题，《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王教授说：“暴力袭警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中国公共安全领域内长期存在的诸多严重问题中的一个问题。”
记者：袭警事件为什么在陕西等地频频发生，这和环境有关吗？
王太元：是，有关系的。一般西北和东北会相对多一些，像上海、江苏等地的治安环境或城市经济发展较快，人们的素质也高一些。
记者：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暴力袭警现象频频发生？
王太元：不能把暴力袭警片面、肤浅地归罪于警方，更不能简单机械地仅仅从警察个人找原因，应该对它做综合分析。
第一类原因：社会矛盾冲突被错误地集中、偏转到警察身上。首先，工作特点使警察本来就容易受到各种社会矛盾的冲击：警察既经常接触公众又广泛干预其生产、生活甚至直接影响其诸多权益，自然容易成为对各种制度不满者的攻击对象。其次，社会各方面、各层级各类制度的缺失、错位与越位，在较长时期日益严重地积聚着诸多社会矛盾，积淀成暴力袭警行为不断增多的社会基础。第三，社会对警察角色定位、行为评价体系的偏差，使警察不适当地成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社会压力的集中处。第四，反社会行为日益暴力化造成非确定对象袭警（袭击并未直接侵权、甚至并无过错的警察）行为的多发：“冤有头，债有主”，本身未侵权、无过错的警察个人，肯定不承受本应由其他警察、整个警方甚至整个社会该承受的冲击。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对警察权益的保护还做得不够？
王太元：这是袭警现象的第二类原因：警务权益依法保护存在多方面的缺失。警务法定规范的缺失，在导致警察违法犯罪的同时诱发或者助长了袭警行为。比如孙志刚案件，如果像境外警察那样实施强制时必须进行人身伤害检查、确认，被强制人在移交过程中被伤害的情况就不大可能发生，可惜的是，诸多人身强制行为至今没有全面、严密、可操作的法定规范，而确保被强制人生命、身体权益的法律规范、尤其是法定警务规则的严重缺失，既使警察容易侵害公民权益、导致警务错失，也使公众容易暴力抗拒警务、引起严重警民冲突甚至袭警违法犯罪。
记者：目前还没有对袭警者惩罚的相关法律规定，对于现在袭警者的惩罚力度是怎样的？
王太元：新世纪以来，很多政法领导、专家学者呼吁增加袭警罪，但至今未见立法机关的明确回应，这也是导致袭警罪错日益增加、愈演愈烈的因素之一。警务活动需要严格监督，也就需要有效保护，监督严格而保护软弱甚至有监督而无保护，“警察是新弱势群体”就并非怪话而可能成为现实。其实，设立袭警罪并不仅仅保护警察，也能更有效地保护执法相对人。
记者：那么在警察方面，对于警察执法等情况，应该如何监督？
王太元：警务监督的凌乱甚至越位、错位客观上掩饰了袭警行为。两三年前，我就讲过，中国社会对警察的监督、警务的监督，主要不是多了、少了的问题，而是乱了甚至错了的问题。比如，公众、舆论依法有知情权、监督权，但你的知情、监督必须合法，你可以批评警方工作没做好，也可以帮助其分析原因、提出建议，但不宜直接提出具体行为要求甚至直接下达行动指令，因为你的责任和权利是监督，而不是干预被监督行为，更不是直接取代被监督者。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
《江南时报》 (2005年10月29日 第四版)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