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令人关注，有人主张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把城门打开，加速城市化和乡镇化发展，促进农村人口快速迁移，最近还有开放城市户籍的观点出笼。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专家认为城市化不能玩“大跃进”，要注意防止拉美大城市病出现，“十一五”规划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提出正当其时，在现有城乡二元结构下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所在。

　　甲方：让农民减少得更快一些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说，我们做了一个调查，一个农民种一亩八分地肯定富裕不了，如果让他种30亩地就能致富，所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是解决他们致富问题。

　　现在农村劳动力多出一亿五到两个亿，而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的步伐慢了，不能为这些人提供就业空间。所以劳动力转移问题很紧迫，实际上也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问题。

　　如果农村劳动力不用转移，接下来的问题我们可以预见，就是农民收入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而且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农民的收入不但不会升，恐怕还会降。小平同志曾经讲过，实现农村富裕第一个是家庭承包制，第二个就是规模经营。规模经营必须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中华工商时报》报道说，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很大动力，“中国目前消费疲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的消费没有起来，对于如何提高农民消费这个问题，目前已有的共识是要解决三农问题特别是要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和收入水平。但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不在农村。”

　　李稻葵说，如果仅就农村和农民来解决农民问题是违背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的。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方法应该是“消灭”一部分农民，把其转换为非农民，从而把农村的一部分消费转移到城里来。

　　“中国现在城市化的方式是什么呢？是简单地扩大城市的土地规模，而不是允许农民变成城里人”。李稻葵说，“就是因为我们的户籍制度一直没有开放。改革开放25年来改变最少的一个制度就是户籍制度。”

　　对于那种一放开户籍制度就会产生孟买、加尔各答等新的大城市的综合病的观点，李稻葵主张应该向改革要出路。应该考虑用跨国移民的方式逐步地、有秩序地放开户籍制度。

　　“就像是中国人要移民到澳大利亚一样，你先得找一个公司，然后通过公司的考验，公司觉得你适合它的工作再发签证和绿卡，然后就可以把全家搬过来。这种方式会更符合城市化的基本规律，亦可以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及消费疲软问题。”

　　《现代农村报》报道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党委书记李培林研究员认为，统筹城乡发展，首先要加大转移农民富余劳动力力度，让农民减少得更快一些。现在我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比例超过60％，不减少这个比例，农民是不可能富起来的。这就要改革“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制和格局，促进农村城市化发展，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降低教育成本，提高农民素质，实施“农民就业优先”的战略。其次，要对农村“多予、少取、放活”。

　　李培林说，目前僵化的户籍制度仍然将农民工排斥在他们所工作和生活的城市之外。作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边缘人，农民工游离于两个社区生活的边界，处境尴尬、艰难。因此，要把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怎么做？第一，要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各类运行机制，使农民能平等参与就业竞争。第二，给农民工平等的国民待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诸如清理歧视农民工的不合理规定，制定有关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参加社保、子女教育、工伤医疗保障等具体政策，真正为农民工在城市社区的生活编织一个可靠的社会安全网。

　　乙方：从城市拉回到全国一盘棋

　　《新京报》发表了对知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的专访。温铁军说，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你加快了城市化，只要你让农民进了城，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次“十一五”规划提出新农村建设本身就是针对以往比较偏激倾向的一种纠正。以下是温铁军的谈话内容。

　　今天大家所经常讨论的这些“这个化、那个化”，其实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先于我们实现了。我想第一个大问题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大部分都已经先于我国，达到了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很多人说只要加快城市化三农问题就能解决，现在看来有点不太现实。

　　你到任何一个发展中人口相对比较多的国家，只要人口过亿，你去看看，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因土地私有化，导致农村大量出现赤贫农民。一般都是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民赤贫，没地，根本没法生存。也同样导致大量的人成为流民，流入大城市，进入贫民窟。这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只不过是以空间平移了农村贫困人口进入城市，变成城市贫民窟人口。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你加快了城市化，只要你让农民进了城，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我看这次提出新农村建设本身，就有针对以往比较偏激倾向的一种纠正。

　　我们还得说清楚，我们要稳定，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我看到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严重的不稳定问题。大量的贫民要么就流入城市，要么就进入游击区了。我去过好几个发展中国家的游击区，进去做调查，我也去过好几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型贫民窟，也是进去做调查。没有这些直接直观的感受，没有这些眼见为实的认识，我们意识不到稳定有多么重要。而这些国家的不稳定，首先是因为贫民窟的人口是很难被正规制度来管理的。

　　之所以我们讲拉美化、南亚化等等问题，其实背后隐含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当无法建立正常的管制的时候，那最后只能是非正常管制，因此其实也无法真正建立一个民主法制国家。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民主法制国家，那就先不要激进，而应先立足于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来解决稳定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问题。

　　所以我才说中央把新农村建设作为重大历史任务，这是有着相当深远的考虑的。我们应该统一到最近这次关于十一五规划指导意见的认识上来。真正把我们农村好好地综合整治一下，既创造了投资机会，又提高了农民收入，最后变成一个内需拉动型的良性增长、可持续增长。

　　《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南岭”的文章说，城市化主张不绝于耳，但这种偏执于一端的单线思路既存在逻辑漏洞，也正在遭受各种现实的挑战。

　　从常识来说，完成分布广泛的数亿农村人口的城市化，绝非一两代人可以实现的目标。既然如此，那么居住在农村的人在完成转移之前是不是就必须要忍受落后的生活方式？在生活环境与城市差距太大的情况下，大多数赚了一点钱，但还不足以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人，或许只能选择不顾一切涌向城市，进一步抬高城市的生活成本和降低城里的工资水平。

　　并且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存在周期性，工业化进程对农村劳动力的消化能力也必须遵守边际递减的规律。在改革26年之后，目前水平的城市为农村劳动力留下的空间已经不会很大。“民工荒”或许只是工资涨幅低于通货膨胀时，就业市场一个供给不足的假象而已。

　　这种劳动力转移的巨大压力，也可以从当前的贸易状况中体现出来。初级产品和粗加工产品出口所累积出来的巨大贸易额的背后，就是多年来不断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大军。在转移压力不断加大的前提下，对贸易和投资的依赖性难以减低，所谓的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也就难以实现了。

　　“我们现在农村人口还占58.2%，即使到2030年，达到人均3000美元的收入，我估计也至少还有30%的中国人将留在农村。”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说。作为一个对中国农村发展问题有着系统研究的经济学家，他一直是新农村运动的坚定倡导者。其主张就是通过政府投资建设农村的基础生活设施，在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的同时，扩大农村的有效消费需求，并在建设过程中解决部分农村劳动力就业。

　　除了可以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缩小与城市的差距之外，倡导者们还总结出这一策略的两大特征。一是从投资来看，城市里的基础建设投资基本上都是资本密集型的，而农村里面的投资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在农村进行基础建设投资时，都是用的当地的工人，当地的材料，因此投资能转化成农民的收入。二是基础设施的改善能拉动农村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

　　新农村运动主张的贡献或许就在于把解决农村问题的视野从城市一极拉回到了全国一盘棋的整体局面中来，让农村既可以恢复作为众多人家乡的诗意面目，也可以让其成为释放产能的必要空间，从而推进经济发展进程，为自身的城市化助力。

　　【推荐给： 】 【】 （责任编辑:林振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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