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多长，手机才出现几年啊，照你这样说来，以前的人不是都没法过日子了？”

　　记者和段政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去年某软件公司的年终答谢酒会上。段政是该公司的技术骨干。互换名片时，记者才发现，他的名片上清清爽爽地印着名字，公司电话，以及邮箱地址。“能留一个手机号码吗？”记者习惯性地问道。段政工整地在名片上写下一串数字，递给记者，还是一个固定电话的号码。“对不起，我没有手机，这是我家的电话号码。”

　　这年头，没手机的人少之又少，大概分为三类，一是自闭在通讯不发达，移动联通都没有办法覆盖的乡村人家；二是没有消费能力的人；三是对手机保护不了的人，如10岁以下儿童。显然段政不属于以上三类中的任何一种。

　　见记者有些怀疑，段政笑着解释说：“我不是刻意隐瞒，我真不使用手机。认识我的人都知道。”“那你会不会觉得不方便啊？”记者好奇地问。段政爽朗地笑了：“这个问题几乎每个新朋友都要问我一遍。中国的历史多长啊，手机才出现几年啊，照你这样说来，以前的人不是都没法过日子了？”

　　段政说，其实他不用手机还是最近两年的事。

　　“当我告诉别人我的手机号时，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像把木偶的提绳交到了对方手里。”

　　“1996年刚毕业时，我也是手机、CALL机都别在腰间。那时候，手机不止是通讯工具，还是区别脑力工作者与体力工作者的一个重要标志。”段政说，手机对他来讲用处并不多。“我告诉别人我手机号时，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像把木偶的提绳交到了对方手里。给的人越多，我的生活就越忙乱。”

　　段政说：“后来，手机越来越普遍，我却嫌它越来越打搅我生活。2003年我回老家休假，将手机关了一个月，很享受没手机打搅的日子。回深圳后，手机一直都没开过。”

　　和手机绝缘后，段政自嘲是过的半隐居的生活，许多“心血来潮”的“应酬”少了。“以前吃饭吃得不安稳，这边还喝着酒，第二战场就打电话来催开了，两边朋友都没陪好，自己也喝得一塌糊涂。现在朋友、同事约吃饭，基本上是提前半天就定下来。因为我没有手机，所以没人再搞‘突然袭击’。”

　　“我不用手机后，朋友们更‘惦记’我了。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因为没有手机而失去联系的。”

　　段政得意地给记者看他的电话号码本，牛皮做的封面，里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同事朋友的电话号码、生日、个人爱好。“现在还用手写本记号码的人挺少吧。我不用手机后，朋友们从另一方面更‘惦记’我了：比如，经常给我发E－mail互换下小笑话；出差也会给我邮寄张旅游明信片；老同学总会在校友录上给我留言……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因为没有手机而失去联系的。”

　　“我和太太恋爱颇有戏剧性。我们一帮老乡聚会，饭后去看电影，那天正是端午节，不少人的手机都挺‘忙’的，短信、来电响个不停，一场电影就没看踏实。出了电影院，就有同学作自我检讨，在公共场合应该把手机铃声关了。一个个子娇小的女孩就接口说，‘我看电影前就把手机关了，不想影响别人，也不想影响自己；我看现在人都快成手机的奴隶了’。当时我就多看了那女孩子两眼，有种惺惺相惜的好感。”一年后，这位不愿意当手机奴隶的女孩子就成了段政的太太。

　　段政告诉记者，前段时间他和太太去茂业逛街，不小心走散了。这对于其他夫妻来说，打个手机就可以确定“坐标”，可由于他没带手机的习惯，太太只好求助商场的广播员。“段先生，请到一楼服务台有人找……”广播一连响了好几遍。段政赶到服务台，看到一脸尴尬的太太和两个丢失孩子的妈妈站在一起，连忙给了她一个温暖的拥抱。“这不也挺浪漫的吗，带了手机的同志，谁想得到在这里和老婆邂逅啊？”

　　深圳晚报(文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