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10月27日《参考消息特刊》上的一则特别策划“中国农民看病难出路外国做法”，心情颇为不平静，且感同身受。前几日往老家打电话，母亲身体不太好。我劝她去看看，她说没事，小病，就扛着吧。我无语，也无奈。

　　农民看病难症结何在

　　看病难不是一件小事，而是直接影响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大问题。我曾经把现在的“内需不足”问题比作“内忧”。但是，内需不足仅仅是“内忧”的表象，是什么决定了内需不足？谁都承认扩大内需的主战场要在广大的农村开辟，然而农民空有巨大的需求意愿，却缺少经济学家所说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农村的症结在于两个：第一，预防性的储蓄（如果有的话）因为未来诸多的支出项目以及不确定性，而无法转为现实性的消费需求；第二，更根本的问题可能在于，大多数农民的货币化收入太少，他们的生活方式仍然像一个农耕社会下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生活方式。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证明，选择市场经济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也应该看到，这种能激发个人最大的能动性的生产方式，同时容易造成两极分化。那些本来就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更容易受到伤害。

　　农民看病难就是一个例证。

　　历史有经验值得汲取

　　回顾历史，我们曾经解决过这一问题，而且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1993年世界银行年度发展报告《投资与健康》指出：“直到最近，（中国）一直是低收入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例外……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医疗保险几乎覆盖了所有城市人口和85％的农村人口，这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为什么反而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后我们在经济发展取得如此巨大进步的情况下，农民却出现了“看病难”的问题呢？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人口还占全国人口80％，但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6岁提高到了68岁。连专家们也都得承认，这种健康业绩的基础，是在“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资源配置大格局中，辅之以西药大幅度降价和中草药广泛开发利用的“三大法宝”：县乡村三级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网络、遍布每个农村社区的土生土长的“赤脚医生”队伍和以村为单位统筹医疗经费的合作医疗制度。

　　其实也不单单是中国曾经和正在面临这样的问题。现代所谓的那些福利国家都经历过这一过程，但是他们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比如，俾斯麦在德国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他的一句话很能说明问题，“国家不应该被认为是现存秩序的简单的守护神，现代国家的逐步进化要求国家应该不断完成其维护现存权利的使命，同时也应该通过适当制度的建立，积极主动地改善全体成员的福利。”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来看，价值性目标的提出，都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对严重的社会问题的一种回应。价值目标的确立标志着一种新的普遍的行为规范和责任感意识的形成，从而成为一种能指导或约束人们行为的价值观。我们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使国家在解决社会排斥，弥补社会断裂，实现社会团结的政策选择上有了价值基础。我们在强调制度创新的同时，更可以辩证的从历史中吸取有益的东西。这包含中国和发达国家历史上一切成功的经验。当然，这与“开历史倒车”不是一个概念。

　　管清友（中国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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