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记者 王大卫
——本报特约记者走进靖国神社，看到触目惊心的场景
10月17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亚洲各国的抗议，再度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是他担任日本首相后，第5次走进这个备受争议的二战神社。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小泉的错误行径表示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
最近，笔者在日本访问期间，来到了这个经常引起外交争议的场所。
日本靖国神社建筑风格取自中国唐代
我到达靖国神社时是下午3点左右，游人稀少。靖国神社院前南端入口处耸立着一座青铜制大牌坊，日语称之为“鸟居”。牌坊和正门之间大约有30米，右侧是靖国神社内部缩略图，左侧是个水池。按照规定，进入前要用舀子盛些水，分别洒在左右手上，然后漱一下口，算是进入前的准备。
靖国神社的大门和颐和园的正门差别不大，只是看上去简陋了些。日本人从不讳言其很多建筑的风格取自中国唐代。一位日本高级官员曾对记者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日本一样从中国学到如此多的东西。然而他没说的下半句就是：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给中国带来如此大的伤害。
正对大门的是拜殿，拜殿前有菊花徽记的白幔，新闻界经常使用的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照片就是以此为背景。菊花，象征着纯洁无暇，而靖国神社里供奉的是历年来战死的日本军人，其中包括14名二战甲级战犯。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于1946年写成研究日本的专著《菊与刀》，以此对日本人的性格进行总结，没想到，靖国神社里这两个特性如此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游就馆”内展示二战武器
院内东侧有个陈列馆，称“游就馆”。以前主要陈列从各国掠夺来的战利品，如今展出的多为战死者的遗物，其中有前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的军礼服和“神风突击队”队员的遗书等。
“游就馆”外的空地上摆放着火炮、鱼雷等物，此外，还有悼念在战争中殉职的战马、军犬和军鸽的慰灵碑。一进门，首先看到的是一架零式战斗机，虽然看上去很简单，但二战时它威力不小，和美军战机一对一毫不吃亏。
大厅内侧陈列着一列火车、一辆坦克和一门大炮。日军的坦克性能一般，机动能力强，当时只能在中国土地上耍威风，但碰上苏制坦克和重武器就要吃亏了。
令人震撼的中国屈辱史
顺着游就馆内的指示牌前行，等于是上了一堂日本历史课。当然，这是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历史课，很多地方就是中国的屈辱史，只不过以一种推脱责任的语言来表达罢了。
比如说，介绍所谓“南京事件”时，馆内说明称，日本攻打南京，守军司令官唐生智命令抵抗，与城池共存亡，但他自己却逃之夭夭，日军进城后，南京城恢复了往日的和平与安宁；在介绍卢沟桥事变时说，1937年7月，宋哲元道歉，但中国恐怖活动升级。此外，我还看到了二战时日本“翔鹤”号航母模型，和伊东佑亨在甲午海战前做的一首诗：炮声震天地，血雨洒黄海。总之，这些介绍比那本扶桑社版的右翼教科书更过分。
在讲述甲午战争（日本称之为日清战争）一段时，用表格列举了中日双方实力对比，清兵兵力为630，000人，日本参战兵力为240，616人。让我震撼的不是双方兵力数量对比，而是日本人把数字准确到个位，下面还有日本陆海军战死人数，也是精确到个位，而中国军队的战亡人数则是“不详”。
在结束游就馆的参观时，我看到了日本阵亡军人的照片，其中包括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甲级战犯；也看到了许多日本游客的留言，里面多是祈祷和平的字句。
背景 靖国神社的来历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北，建于日本明治时期，前身是“东京招魂社”。最初是为了给在明治维新内战(戊辰战争)中，为辅佐天皇而死去的三千多官兵“招魂”。“靖国”是“镇护国家”的意思。
每年4月21-23日和10月17-19日，这里都要举行祭奠活动。特别是每年“8·15”日本战败纪念日那天，靖国神社更是迎来一批批右翼政客、老兵及阵亡士兵的遗族们前来祭典。
靖国神社修建之初与其他神社性质没有什么不同。但随着日本不断对外侵略扩张，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势力的急剧膨胀，靖国神社被一小撮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用来作为愚弄和笼络国民感情的工具，逐渐取得了国家神社的地位，变成由国家护持的、“超宗教”的祭祀场所。
靖国神社里供奉着东条英机等日本14名二战甲级战犯和约2000名乙、丙级战犯的牌位。现在已成为日本右翼势力的精神支柱和聚会地。
日本右翼的狡辩之词
靖国神社的教义，源于日本民间的“御灵信仰”，即通过祭祀来安抚冤魂，以免给人们带来灾难。但出于统治阶级的需要，靖国神社的性质已由安魂变为表彰效忠天皇的所谓“忠节”。
战前，靖国神社既是国家宗教设施，也是军事设施，它从一开始就与军队和军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虽然在神道教中有人死后皆为神的传统，但靖国神社里的祭神，是有严格限制的，即只限于为天皇效忠的阵亡者。那些在战争中死亡的普通国民等并没有被供奉在那里。由此可见，靖国神社与其他神社有着极大差别，是一种军队的宗教设施。
记者接触到的一些日本官员在解释此事时，总是找些细微末节的东西来搪塞。日本外务省国际报道官千叶明写的《亲自经历的日中误解——为了共同创造未来的历史》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日本右翼的辩护之词。谈到靖国神社时，他这样写道：“为什么德国领导人不参拜希特勒的坟墓，而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呢？回答很简单，希特勒没有坟墓，靖国神社也不是坟墓。靖国神社内既没有遗骨，也没有牌位，只有象征所有死者的灵魂的象征物件和名单而自已。”
象征物件、名单，加上本身祭祀阵亡军人的特点，当作为政治家的首相及其他议员屡屡参拜时，其象征意义和对国民心态的引导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必将推动日本更加快速地右倾。
北大教授的有力驳斥
战后，由于靖国神社的军国主义性质，占领军总司令部在1945年12月15日发出“神道指令”，切断了靖国神社与国家的特殊关系。进而，根据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1952年9月，靖国神社改为独立的宗教法人，渐次失去昔日的显赫地位。
根据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首脑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宪的，但长期以来保守势力处心积虑要冲破禁区。1951年10月，在旧金山条约签字后，在举行大祭当天，首相吉田茂率阁僚及众参两院议长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此后，几乎每届日本首相都到靖国神社参拜。战后，在靖国神社里不仅依然保存着以往战争亡灵的灵牌，而且军国主义势力一直伺机将甲级战犯的亡灵“魂归靖国”。
趁1978年举行秋祭的机会，终于把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牌位，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偷偷弄进靖国神社。这表明，靖国神社完全继承了战前的性质。即便这样，日本一些政要仍置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和日本本国国民的抗议于不顾，公然前去参拜，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靖国神社问题的严重性。
日本人的诡辩是，按照日本的文化传统，人死之后所有罪恶都消失，都成为“英灵”，因而进行祭祀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对此，就连日本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也予以批评。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系副教授田岛英一认为，以文化的相对性为理由来拒绝对话，这种态度只是一种思考的停止，理智的怠工，甚至是卑鄙的逃避。
记者也访问了一些日本宗教界人士，他们对此的解释也无非是宗教自由之类。
对此，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分析说：“靖国神社之突出‘为国捐躯’，使得这种‘已在国民的宗教意识中扎根的慰灵传统有了本质的改变’。
此后，必须是效忠于天皇和大日本帝国的，才有资格享受祭祀。这种置幕府军队与外国士兵之死于不顾的‘招魂’，在推行天皇参拜和军国主义的同时，培养了民众的‘残忍心’，我们必须洞悉靖国神社近代化的蜕变，方能驳斥某些日本政客辩称参拜乃‘宗教自由’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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