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斌

　　“广西北海缉私警察撞死6人案开庭，被告辩称癫痫发作”。

　　提出事发时曾其健癫痫病发作的依据是什么？认定的标准又是什么？我们并非专业人士，无从判断其真伪。但作为旁观者，我们却可以看清一些东西：癫痫病患者是不适宜从事驾驶、执法等工作的，曾其健是警察，是执法者，而且是法制科副科长，这么一个天天与法律打交道的人，明知自己有癫痫病还疯狂驾车，这不明摆着就是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吗？怎么还有脸以自己当时正发病为由辩解，你当老百姓都是白痴吗？

　　就此案而言，即使认定他至少自2001年起就患了癫痫病，即使事发时他发病的情况也成立，那么至事发时的4年里，他的癫痫病肯定发作过，他所在单位恐怕不可能不知道。明知曾其健有“病”，仍然听任其驾车招摇过市横冲直撞，提拔其为法制科副科长，相关部门和领导难道也有“病”?以此类推……其背后的猫腻可想而知了。

　　现在某些涉及公职人员犯罪的案件，一旦开审，总会冒出一些人们意想不到的“意外”情节，其形式林林总总，具体到警察而言，有三种情况：1.临时人员，并非正式职工（如“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2.此人已自动离职多时；3.有病在身，行为能力缺失或者受到限制（如本案）。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无非是想减轻当事人的罪责或撇清与当事人的关系，从而尽可能地维护他们的社会形象，也体现了对本单位干部的“关爱”。殊不知，这种“关爱”的实质是自毁形象，你“关爱”了一个干部，却加深了百姓与执法机关的对立。执法犯法毫无疑问应该严惩，但其管理机关也应有连带责任。就看受害者及其家属有没有胆量把被告所在单位也拉下马，让他们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浙江富阳民警公车私用出车祸，公安局被判连带责任”（《检察日报》11月2日）的新闻，让我们对此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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