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石川(1889-1953)原名张通伟，字蚀川，宁波人。16岁到上海华洋公司当职员，后与人合办文明戏班，经营上海新世界游艺场。

　　1913年，美商在上海经营亚细亚影戏公司，聘其担任导演，拍摄我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

　　1922年，与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苹等人创办明星影片公司，任总经理兼导演。

　　1923年，执导我国第一部长故事片《孤儿救祖记》。

　　1931年，导演我国第一部蜡盘配音的有声片《歌女红牡丹》。

　　此后，明星影片公司成为左翼电影运动的拍片基地，他参加导演了《战地历险记》、《脂粉市场》、《前程》、《压岁钱》等众多进步影片。

　　1905年，《定军山》亮相后的二十年时间，中国电影走得相当懵懂。直至上世纪20年代初，宁波人张石川开始组建明星电影公司，实践了众多中国电影的“第一次”，才真正开启了电光幻影的崭新一页。后来，还涌现了夏衍、沈西苓、史东山等众多浙江籍电影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电影前进的步伐。

　　中国的第一批明星也诞生了。阮玲玉在浙江洒下一路香水后，“金嗓子”周璇也在杭州拍摄了《采茶曲》，众多女明星曾在浙江留下过芳踪。

　　本报《百年影像·浙江痕迹》特刊将展开第二单元《电影起步的浙江力量》。今天推出第一篇———《中国电影第一人：张石川》。

　　回顾中国电影百年，有一个名字是绕不开的。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第一部武侠片《火烧红莲寺》，第一部反帝片《黑藉冤魂》，第一部劳工片《劳工之爱情》……这些都与他相关——张石川。作为中国电影的开拓者和先驱者，出生于宁波的张石川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拍案惊奇。

　　在10月的北京，为了寻访张石川的踪迹，记者走访了古老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并意外收获了一份关于他的珍贵史料。据了解，这也是它首次见诸报端。

　　“从踏进电影界到现在，从头数一数，竟是二十开外的年头了。跟着风驰电掣的时间，这二十世纪新兴艺术的电影，也以飞越的姿态在进步着。回想到最初和‘电影’接近那时候的情形，真是禁不住有‘三代以上’的感觉……”

　　这篇自述原载《明星》半月刊1935年第一卷。张石川在自述中，描述了自己从事电影事业的经过、其中经历的坎坷等等。透过这位“中国电影第一人”的叙述，你也许可以更清晰地看见中国电影发展最初的面貌。

　　据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在90多年前，张石川做电影是在模仿美国片中起步的。他开始导演处女作的时候，连导演的名目都没有，也不懂剧本是什么。他拍摄的第一部长故事片女主角，之前只是个打字员，只因为她的衣着摩登，就登上了银幕。

　　浙大广播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北京电影学院博士陈晓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电影在最初发展的时候，虽然技术、设备比较原始，影像质量、影音效果也远不如现在，但在当时，做电影的人从起步就直接接受着市场的考验，他们讲故事的能力很强，而且会研究、贴合观众的口味。这对于现在的中国电影从业者，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1912年，我正在从事一种和电影毫无关系的事业。忽然，我的两位美国朋友，预备在中国摄制几部影片，要我帮他们的忙。为了一点兴趣，我居然答应下来。因为是拍影“戏”，自然就很快联想到中国固有的旧“戏”上去。我的朋友郑正秋先生，一切兴趣正集中在戏剧上面，自然，他是我最好的合作者了。

　　第二年，亚细亚影片公司成立，影戏已经决定开拍了，演员就请了一班半职业半业余的新剧家，只有男的，女角也是男扮。我和正秋所担任的工作，是由他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我来指挥摄影机地位的变动。

　　这工作，在当时还无所谓“导演”的名目。要说技巧，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摄影机的地位摆好了，就吩咐演员在镜头面前做戏，各种的表情和动作，连续不断地表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胶片拍完为止，而且镜头地位是永不变动的，永远是一个“远景”。

　　因为没有摄影记录，没有专人负责管理服装道具的缘故，更大的笑话就来了。有一次，拍一场两个仆厮在客厅里胡闹的戏。有一个化妆得极其神妙，服装尤其引人发噱。第二天，另一个演员觉得同伴的服装比自己好，就悄悄拿来穿上了。拍的时候，我和正秋都没有发觉。片子试映，映到两个仆厮胡闹的场面，银幕上忽然玩起魔术来：两个演员身上的衣服，张冠李戴，比飞还快地交换了过来。大家看着都愣住了。

　　这些事情，现在想起来还不觉哑然失笑。然而这正是电影事业飞入中国第一燕，也正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最初的史实。

　　这以后，差不多隔了十年。1922年，明星影片公司在萌芽中的中国影坛创办成立了。于是，我第二次重拾起导演的工作。

　　这时，查理卓别林已显露了他喜剧圣手的光芒。我们决定第一部摄制题为《卓别林游沪记》。严格来说，只有这才是我的“处女作”。

　　我切感到技术和智能的修养的必要了。事实上，连可供参考的书籍都很难得。

　　凑巧，有一位美国电影教授雷格雷先生在中国旅行，竟光临了“明星”。我非常惊喜，向他请教了许多技术上的问题。当时拍电影的剧本，我们苦于没有前例可寻，便自己杜撰了一种格式。出乎意外的，雷格雷先生说好莱坞所用的剧本格式也和我们差不多。

　　在一次寂寞的旅程中，我在脑子里构思着下一个剧本的轮廓。我把故事讲给正秋听，他极口称赞。

　　于是，我打定主意把它拍出来，片名就叫《孤儿救祖记》，女主角由王汉伦担任。她原是英美烟公司的女打字员，是上海少见的摩登女郎，装束新奇时髦，曾经使我们对她大大侧目。

　　饰傻仆的黄君甫，他加入“明星”也是一件趣事。和他初次见面，他是拿了宁波同乡会的介绍信来的。我问他：“从前做过什么事？”他爽快地说：“没啥事体。”问他爸爸是做什么的？他高声说：“阿拉阿爹是摆猪肉摊的。你要吃蹄膀，去拿一只好了。”捉猪可是他的拿手好戏，我就设法穿插了一场戏，被他拍得十分精彩。

　　这片子从筹备到完成，整整拍了8个月。后来，《孤儿救祖记》是在六马路申江大戏院公映，却受到观众一致欢迎，非常卖座，竟奠定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基础。这在当初，我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明星”的基础已经渐臻稳固，合作的人才也逐渐增多。这里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位：导演方面，在中国艺坛上知名的留美戏剧专家洪深先生，这时候加入了明星。他的第一次导演的作品是《早生贵子》。我的老友正秋，也专心一致地开始从事导演工作。卜万苍君在完成《玉洁冰清》后也加入了。演员方面，卜君导演《挂名的夫妻》时招考演员，发现了阮玲玉女士———她初上镜头的第一天，僵得几乎手足无措。导演卜君也几乎急得要另换角色了，但她毕竟是有天分的，她在她的“处女作”完成后就一举成名了。但渐渐地，阮女士有点变态起来，工作兴趣完全被个人情感淹没了。比方她今天心境高兴，到了摄影场上她就老是笑，再也演不来伤感的戏；遇到心境不好时演快乐的戏，不必说，更困难了。后来在《白云塔》以后，她终于脱离了明星。但脱离以后，听说她便完全改变了这种不很好的态度了。胡蝶女士的加入也在那时候。她最初加入的时候，演技却还幼稚得很，她有一点特长，就是诚恳耐劳，对于事业有坚强的决心。（本报有删节）

　　专家解读

　　他是电影商业化第一人

　　浙江大学影视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盘剑教授认为，张石川驰骋电影界30年，既开了滑稽娱乐的先河，又是长篇正剧的导演；既是武侠神怪电影的始作俑者，又是左翼新潮的拥护者。“这些表面上的复杂多变，实际上都有一根始终牵引的线，这就是商业利润。”他总结说。

　　盘剑说，同样作为舶来品，电影与话剧在中国登陆的时间相去不远，但此后的发展却截然不同。电影一直是商业化的，它源于一种视听游戏，因而其与生俱来的不是神圣、庄严，而是商业娱乐。

　　“进入1930年代以后，当忠、孝、节、义，才子佳人那一套眼见得对广大的观众不再具有吸引力。民族矛盾的尖锐化使左翼话语显示出商业效应时，电影业马上开始转向与左翼文学的联姻。”

　　作为上海三家大电影公司之一的明星公司，经历“一·二八”炮火之后，虽然幸存下来却难以维持，在斥巨资拍摄《啼笑姻缘》票房失利后，张石川才又看到了“左翼”出口的曙光。

　　盘教授分析说：“那时的他清醒地意识到，左翼话语是一种潜在的商机。要将这种潜在的商机转变为现实的票房，则还需要在形式上作一些商业化的包装。主要表现为在情节安排、细节处理和人物关系的设置上极力寻找、制造并强调商业卖点。张石川最明显的表达方式就是，在电影中非常多地借鉴了商业娱乐化特征明显的美国电影风格。很快，电影《姊妹花》票房的一鸣惊人，让张石川尝到了甜头。”盘教授认为，追溯中国电影初期的商业化进程，张石川和他一手创办的明星影片公司是无法回避的里程碑，张石川被认为是电影商业化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