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实习记者周、记者孙轶玮/上海报道
中国新锐导演
在我们被动等待的时候，西方人早已开始主动争夺中国年轻导演，为他们打上“Discovery制造”的标记
2005年初，崔宏新辞去了他在山东电影电视剧中心的摄像工作，开始成为一名独立制片人。
“现在想起来,做这件事情有点破釜沉舟的感觉。”崔宏新说,“想进入一个相对自由的状态,做一些有自己风格的东西。”
但接下来,崔宏新很快发现日子不太好过。不再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也不再有强大的体制和机构为他提供庇护。他必须以一己之力来抵抗市场的残酷竞争,而市场总不可能永远与他的艺术风格保持一致。
于是问题接踵而至。经济上最是立竿见影:“收入远远不如花销大。最穷的时候，第二天上北京，我身上只有50块钱。”
这样大约过了半年，生活窘迫的崔宏新收到一张来自美国Discovery探索频道的邀请函，邀请他参加2005年度“新锐导演计划”的选拔赛。他很快寄出了提案。从此，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在一个外国公司的资助和鼓励下，从一个无业游民变成了一个也许将被全球瞩目的中国新锐导演。
“拯救”中国纪录片？
Discovery前两年在中国招募新锐导演时，崔宏新也参加了,但没有入选。今年,他的名字终于出现在2005年度“新锐导演计划”的优胜者名单中。10月14日,在上海广电大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和搭档马勇一起在闪光灯下微笑着捧起花束,接受人们的掌声与瞩目。
和崔宏新他们一同成为2005年度新锐导演的，还有另外五部纪录片的导演。接下来，他们就要开始实际拍摄。明年6月，这些影片将在全球首映。
2004年度的Discovery“中国新锐导演”也来到了新闻发布会现场。Discovery亚洲电视网在会上正式宣布,由这些导演执导的六部纪实短片“中国新世纪”系列将在中国大陆隆重首映,在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纪实频道和全国26家省、直辖市电视台的《探索》栏目中都可以看到。
“这对中国的纪录片作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的节目有了出口。”北京实践社的负责人羊子说。
吴皓是2004年的新锐导演。在参加选拔之前，他在一家制作公司拍摄商业广告。那种 “双重性”的生活让他苦恼:“想要拍出属于自己的作品，但既然从事的是商业工作，就没有这种可能性，好像自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另一方面,又很想回到自己拍片的状态中。工作上、心理上都是双重的。这让我觉得生活不太真实。”
另一个年轻的DV制作人沈海路十分认同吴皓所说的“双重生活”，但他表示，不光是工作和自我的两重性，实际上更重要的是现实和理想的悖论。
但在Discovery的支持下，这些有想法却默默无闻的年轻人有了机会露出水面。
“我们去年的六个新锐导演中，已经有两到三个的工作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比如拍《最后的防雹师》的万玛才旦，已经开始拍电影;还有拍《孔府菜传奇》的赵良，又和Discovery合作，开始拍一部关于孔子的纪录片。他已经从一个最初的新手状态进入了有一定规模的工作状态。”吴皓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而Discovery方面也一再强调，新锐导演计划的宗旨之一就是给“纪实片新锐导演提供机会，以展示才华、获取经验并在国际上赢得声誉”。作为该领域的国际顶尖机构，Discovery仿佛是可以说到做到的。
把最终剪辑权交到外国人手里
崔宏新那份受到评委们青睐的提案，名叫“老孙的怪车王国”，讲的是一个山东农民组织国际拼装车邀请赛的故事。“他受到了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反过来，他又在推动全球化的进程，起到了开拓者的作用。”崔宏新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显然，老孙这个人物很好地契合了此次新锐导演计划的主题——“在全球化、急速现代化的浪潮下，中国人无论是作为个人或是群体，在这样的一个大趋势下，所做出的积极回应。”
另外五部入选的片子也有相似的鲜明主旨。如《北京盒子》讲的是北京的老年人如何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而努力学习英语，《矿工摄影者》则讲述一位热爱摄影的矿工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不懈，终于闯入国际摄影节。
不少新锐导演表示，在和Discovery合作的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的整个运作过程规范。“很多事情是有章可循的，不会出现意外情况。”
崔宏新认为，Discovery运作过程的科学性在细节处就能体现。例如影片需要用音乐，“国内一些电视台把音乐随便拿来一用就是了，但Discovery一定会问清这音乐出自什么地方。”
而对于这些国内新锐导演来说，更具颠覆性的，还在于Discovery的国际化、商业化思维。Discovery亚洲电视网市场推广与公共关系副总裁凯文·狄齐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核心观念，那就是纪录片必定是大众的,而不是只做给精英的。所以我们用了娱乐的方式，即使是很复杂的内容，也要用平易近人的方式来表现。Discovery的导演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故事讲得尽量有趣,大众化,让更多人能够接受。”
新锐导演们与Discovery事先达成协议，约定后者拥有影片的最终剪辑权。当时，吴皓把他剪好的片子和素材带一同交给Discovery，而最终呈现在他面前的《瓷都DV风》，却是一个面貌迥异的版本。“结构就完全不一样。”吴皓说，“大家观念不同，我们是按自己个人化的一些经验和喜好在做，他们则是从国际市场的角度来考虑。片子只有一个版本，要在全球网络播放，他们知道怎样才能让全世界的观众看懂并且喜欢。”
更让吴皓意外的是，制片方又把他的30盘素材带（每盘50分钟）仔细看过，挑选出一些他原先没有使用的镜头剪进完成片里。“我当时选的很多镜头都是比较漂亮的，我很在意镜头的角度是否好看，构图是否完整。但他们好像对这方面不是很在意。他们有他们的制作理念，他们看重的是怎样把事情讲得更清楚。”
吴皓最后强调，“据说这个片子收视率还蛮高的。说明这套方法起到了作用，是成功的。”
而相比之下，沈海路自己筹资投拍的一部小成本电影半路就流产了，他还是十分羡慕吴皓这群幸运的新锐导演。
没有对手的“争夺战”
Discovery 首届新锐导演计划举办于1995年，距今已有10年之久。10年里，他们在澳大利亚、英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都培养了自己的新锐导演，但至今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连续三年受到Discovery的“垂青”。
“中国纪录片资源非常非常丰富。再说现在中国又是全球关注的中心。”羊子说。
凯文·狄齐则表示:“我个人认为，中国现在有很多种文化,比如山区的、平原的、传统的、现代的，题材十分丰富。特别是传统和现代的文化发生‘拉锯战’时，故事会很精彩。”
利用贴近性，让中国的导演来拍摄中国的故事，Discovery的初衷无疑是好的。但由此带来的现象是，从最初选题的时候起，很多导演就有意识地在向Discovery的口味靠近。
“很多人在猜测Discovery的需要，你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你什么。所以造成20个初选入围的拍摄计划里，有四个是表现说唱艺人的。”本届新锐导演计划评委、上海纪实频道资深编导王小龙对《瞭望东方周刊》表达了他的不满。
“这是一种不太好的倾向。”他说。
王小龙还表示，如果盲目地拿国内纪实频道的运作体制与Discovery相比较，或一味地指责中国纪录片在走下坡路，是不负责任的。
“在市场上,有些东西是没办法的。Discovery作为一个媒体的‘大鳄’,他们的条件和经验我们很难做到。我们毕竟只是一个地方台,我们面临的压力也是他们所没有的。其实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上的影响要远远超过故事片,我们没有走下坡路。只不过我们没有得到必要的关注。”
王小龙说，Discovery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年轻导演其实未必要通过他们才能获得影响，国内的媒体一样可以提供机会。
但这里也有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很多优秀的年轻导演都“没有”或者“没有试过”和国内的电视媒体、机构合作，甚至从这些媒体离开,又是出于什么原因？
Discovery为中国年轻导演铺设一个展示才华和获得声誉的舞台，当然也不是在提供一份“免费午餐”。在谈及Discovery从中的获益时，凯文·狄齐表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搜集一批人才，建立一个人才库，以求进一步的合作。“我们接下来会与北京奥组委合作，推出一部长达20小时的纪实片，届时就会邀请2004年的新锐导演参加拍摄。”
在接受采访时，王小龙和羊子都表示，Discovery那种商业化、娱乐化的纪实片观念，与我们心目中担负着社会责任和艺术理想的纪录片，是有区别的。羊子认为，Discovery为中国的纪录片作者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活儿，但是很难说对中国的纪录片发展会有多少作用。
然而，Discovery的制片观念对这些年轻导演产生的显在或潜在影响，也不可小觑。
在我们被动等待的时候，西方公司早已开始主动争夺人才，为他们打上“Discovery制造”的标记，并把他们请上国际舞台。就目前看来，Discovery在中国还没有遇到势均力敌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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