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幸的是,尤国英事件终未酿成悲剧。但她的遭遇警醒一个事实:病不等人。对于许多个体而言,在收入大幅度提高之前,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建立、完善之前,在药价尚未让老百姓真正感到“降低了”之前,该如何面对看病难?
令人忧心的是,如尤国英一样看不起病的人与家庭还不少。卫生部公布的一组调查数据表明:由于经济原因,我国约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应住院而不住院。
事实上,看病难的困难人群中,尤国英这样的农村流动人口更为特殊——他们生活在城市边缘,攥着微薄的收入;他们面对超过支付能力的药价与诊治费用,往往只能“小病扛、大病拖、实在不行往医院抬”。
这样的流动人口,在我国约有1亿人。这恐怕是解决看病难问题的“难中之难”。难就难在他们处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缝隙中。尤国英们恰巧处于一个医疗保险的真空地带:由于没有正式户口,他们尚不能参加城市医疗保险,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能会要求他们回原住地看病。他们在务工城市看病,就得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这样,尤国英们难免游离在医保体系之外。
当然,也有不少地方注意到了这群人的看病问题。带有公益性质的民工医院、扶贫门诊等在一些城市陆续出现。然而,这些医院的处境目前大多不佳。最近,有媒体披露,杭州一家民工医院甚至陷入严重亏损的境地。这更引来人们思考:作为医疗机构,“平民”医院的公益性与医疗水平如何体现?当地政府应该怎样扶持、规范管理?它反过来也说明:解决农民工看病难,需要调整利益机制,需要政府的有力介入。
令人欣慰的是,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几天前,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坦陈:我国政府在全社会卫生总费用中扮演的角色呈现弱化,“群众个人负担医药费用的比例过大,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如果说,医治病症的前提是正视病症、找出症结,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解决尤国英们看病难的问题,不会时间太久。
人民日报(吴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