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子怡、巩俐和杨紫琼接拍由斯皮尔伯格监制的《艺伎回忆录》，引发愤青式骂客的激烈指责，其状况却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朱大可在《中国新闻周刊》上撰文反对那种极端的民族主义。

　　中国女演员击败日本本土演员，应邀出演三个主要女角，并未伤害中国人的面子；恰恰相反，按照民族主义的逻辑，她们一举击退了日本女星，成为日本民族的“文化象征”，实在是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灭了日本人的威风。日本人对此痛心疾首，本在情理之中，而她们遭到本国人的痛骂，却是令人啼笑皆非。

　　在日益紧张的中日双边关系里，民间的民族主义具有微妙的制衡机能，已成为“出牌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中日两国的许多敏感问题上，民族主义都发出了戏剧性的叫喊。但艺人的演出，完全是她们的个人选择，动辄就上升到民族主义的政治高度，并且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最终只能制造“泛民族主义”的公害，动摇民众和平生活的根基。

　　民族主义是对文化共同体的集体想象，但极端民族主义却建立在对自身屈辱的想象之上。极端民族主义无法对历史和现实关系做出理性判断，也无法辨认日本右翼政客、政府和普通民众的差异，而是沉浸于夸张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受迫害妄想，并且在此基础上制造种族对抗，展开仇恨叙事和口水抗日，寻找民族主义仪式的牺牲品，把他们送上道德审判的十字架。

　　极端民族主义是“仇恨政治学”在国际事务中的变体。它遵循低等的感性逻辑，并且在所有的国际事件中反应过度。正如不能辨认军旗装事件和艺伎事件之间的差别那样，极端民族主义者也无法分清岳飞的“国家”和清帝国的“国家”之间的区别，更不能对微妙的国际关系做出正确判断。

　　尽管如此，极端民族主义却总是在公共社会里扮演大义凛然的角色，其原因在于它所拥有的“爱国主义”桂冠，这不仅令其具备天然的道德优势，还赋予该群体以高度的政治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掩蔽了话语的暴力，令它看起来仿佛是正义的抗诉，实际上却只是一场笨拙的喧闹。

　　在章子怡出演日本艺伎事件里，他们群起羞辱一个女人，对她展开匿名的话语施暴，这一场面为我们勾勒出该亚文化群体的话语轮廓：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日益高涨的仇恨指数、对酷语(暴力话语)色语和秽语的滥用。尽管我本人并不喜欢章，但她没有任何理由成为粗暴的“爱国”仪式的祭品。

　　极端民族主义的火焰是最容易点燃的。这是天真、轻信、冲动、急躁、夸张、偏执和易受暗示的一族。早在1902年的义和拳运动中，极端民族主义就已经露出了其生动的面容。在此后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它几次以不同的样式卷土重来。艺伎事件只是一个警号，它表明，在包括文化在内的所有公共领域，我们都将被迫面对它的拥抱和狙击。朱大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