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袁元

　　已持续两年外汇储备增加额超千亿美元的势头，进入2005年之后继续上演。截至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7690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了1590亿美元。人们普遍估计，按照如此增速，超越日本而位居世界外汇储备第一仅是时间问题，估计年内就可实现。

　　充足的外汇储备曾令中国免受诸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风险冲击，一个装得鼓鼓的国家的口袋，也曾让普通百姓感到心中踏实。但是，连续三年超千亿美元增长的外汇储备，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而言，究竟是利益的流入，还是暗藏风险？其中的原因何在，又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瞭望新闻周刊》就此展开了采访。

　　贸易顺差拉动外汇储备增长

　　观察我国历年的外汇储备余额，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昂首向上的曲线。“1994年～1997年、2001年～2004年这两个阶段，外汇储备都上了两个特别大的台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在接受采访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1994年～1997年的四年间外汇储备增长了1187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加300亿美元，而在1993年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仅有212亿美元。1996年，外汇储备余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在这一阶段，我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储备国。在2001年～2004年间，我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了4443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加1100亿美元，其中2004年更是增长了2067亿美元。

　　就其增长的原因，研究者将其归为三条：一是加入WTO之后，出口壁垒的弱化，出口增长提速，贸易顺差扩大；二是，越来越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中国；三是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有一部分伪装成经常项目交易的变相资本流动，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热钱”。

　　在谈到今年外汇储备高增的原因时，商务部研究院的梅新育博士着重提到了“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快速增长”。从今年的情况来看，极有可能创造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巨额贸易顺差，仅前8个月贸易顺差就高达608亿美元，而去年全年的顺差仅321亿美元。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主任贺力平认为，外汇储备的增长还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这是因为今年7月份汇改之前，人民币与美元挂钩，而美元的持续贬值也带来了人民币的相对贬值，这就加剧了外汇储备的增加。“不过，按照经济周期的规律，虽不排除其继续增长，但今后一段时间增速也会放慢”，在他看来，随着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后，与外汇储备的联系将是多样性的。

　　多角度看待外汇储备

　　“今年前9个月平均每月增加近18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照此速度全年的外汇储备至少会突破8000亿美元。如果持续两三年，外汇储备余额就将相当于全年GDP。”面对如此高速增长，贺力平认为，今后是否要需要这么多的外汇储备是值得考虑的。

　　“从传统的角度来看，外汇储备可以起到调解短期国际收支不平衡，并可防止金融市场波动”，在贺力平看来，尽管充足的外汇储备对于增强国家清偿能力、提高国内人民币信心、应付可能的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外汇储备只是有利于经济稳定的一个因素，真正决定经济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在与经济体制的活力、企业、金融机构的活力。当这些活力还比较弱的时候，充足的外汇储备有一定的防范作用，但这种作用也是有限的；而随着企业、金融机构的活力、抗风险能力的增强，外汇储备的防范作用就减弱了。“从长远看，外汇储备并非‘多多益善’，应以多种角度理性的看待外汇储备的增长。”

　　从好的方面说，梅新育认为，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表明我国已经摆脱了外汇缺口的制约，而这是约束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桎梏；同时表明我国经济抵御外来冲击（如投机性货币攻击）的能力很强。

　　但从坏的方面来看，“如此巨大的外汇储备，表明我国牺牲了自己国民消费和投资的机会向外国（主要是美国）提供低息融资，充当别人的现金流，须知我们自己的投资资本收益率高于美国。”梅新育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发展中国家投资资本回报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1994年～2003年间，全体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3.3%，而西方七国集团投资资本回报率平均只有7.8%，最高的美国也不过9.9%。

　　的确，持续较快增长的巨额外汇储备如同一把“双刃剑”，日益庞大的规模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制约货币政策操作、加剧经济结构失衡、激化国际贸易摩擦等，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也不容小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王召博士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新增的外汇储备不能以外汇的形式存在，否则在外汇市场上，外汇供给大于需求，这就会对人民币升值产生巨大的压力。这就需要兑换成人民币，央行购进外汇储备，投放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效应，就会形成巨大的货币供给量，这又会成为通货膨胀的压力。要想既不对人民币升值产生压力，又不对国内的价格水平产生压力，央行就必须通过发行中央票据采取对冲。这对于央行的货币政策、对于宏观经济都是很大的压力。张燕生进一步分析说，1994年～1996年发生的高通胀，正和外汇储备的增长过快有关，当时国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采取了过为严厉的紧缩性政策，如此一来，受到影响的正是中国国内经济。

　　另外，闻风而来的“热钱”也平添风险。在这几年新增的外汇储备中，高估者认为其中有近50%是热钱，保守者也认为其比例达30%～40%。谈及此，贺力平认为，30%是低限。“大规模的热钱的流动是引起市场波动的原因”，他分析说，2003年以来热钱的流入就比较明显了，而热钱的流入并不可怕，会带来风险的是热钱的快速撤走。不过，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强劲，对国际资金有着很强的吸引力，热钱突然撤出的可能性很小。但不排除3年～5年之后会有这种可能。“当前增强经济体制的活力、企业的活力、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尤为重要”。

　　从“流入”“流出”控制风险

　　如何化解目前庞大的外汇储备可能带来的风险？王召认为，一方面要遏制外汇资金的过快流入，另一方面也要使外汇资金平稳流出。

　　在减缓外汇储备增长速度方面，他建议，可采取继续下调出口退税税率、考虑对短期资本内流征税、考虑扩大外资机构人民币债券发行范围、内外资企业税并轨等方法。

　　谈及此，梅新育告诉记者，一条途径是降低过高的资本项目、经常项目双顺差；另一条途径是通过把强制结汇制改成意愿结汇制等制度调整来避免所有外汇收入都转化为官方储备。

　　削减外汇储备存量也非常必要，研究者们认为，这可通过扩大资本设备和战略资源进口（建立重要资源战略储备）、便利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实现。

　　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上考察，梅新育认为，还应逐步推进储备资产币种多元化，需要通过人民币国际化、东亚金融合作等途径，降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我们没有必要保持过多的美元储备。”

　　“外汇储备不仅是央行、外汇管理局、银监会所关心的事，更需在法律、制度上对此予以规范、完善，使其使用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王召认为，应对外汇储备过多问题，应该有战略眼光。

　　“形势变了，思路也要及时转变。”梅新育说，一方面，我们已经摆脱了外汇缺口的约束；另一方面，外汇储备过高的成本乃至风险随着其规模增长而日益显著。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外汇储备的思路也应向“追求适度规模、风险收益平衡”转变。

　　从“双顺差”到“收支平衡”

　　作为国际收支的调整项目，外汇储备连续多年的高增长，源自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长期持续的巨额顺差，往深里说，这也暴露发展战略的不平衡。

　　谈及此，张燕生认为，我国的国际收入始终处于盈余状态，这反映了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存在着某种失衡。

　　一方面，经常项目的盈余说明我国实际资源的输出长期持续的大于输入。也就是说，我国的资源、能源、以及劳动力的大量消耗，实际上都是在净流出的。在我国本身能源、资源不足的情况下，经济的承载力会遇到巨大的压力。如今，能源和资源都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硬约束，这意味着，我国再不能长期持续使资源、能源、劳动力消耗净流出了。

　　另一方面，我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是用以购买美元资产，而中国本身是一个非常需要资金的国家，却变相地把资产以低息信贷的方式提供给了美国和其他国家，这从我国总的经济剩余的使用和资源利用的效率来说，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来说，都是不合拍的。

　　“当政策的设置是对于出口、FDI激励过大的情况下，就产生了国际收支的失衡，表现出‘双顺差’”。谈到这，张燕生指出，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出“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绝大年份保持“双顺差”到“基本平衡”，这是一个巨大的政策体制和发展战略上的调整。

　　从“双顺差”到“基本平衡”需要对当前的出口政策和利用外资政策进行调整。张燕生具体分析说，在出口方面，出口量多价低、效益下降，国际摩擦加剧等问题，暴露出传统的出口指标、导向、激励机制需要调整。同时，在出口增长的情况下，要鼓励进口，如进口国内紧缺的能源、资源、技术，加强国际交流。

　　引资政策同样如此，今后需在公平的市场竞争的平台上来吸引外资。中国高增长的经济对外资有着足够的吸引力，不需要采取不合理的方式引资。下一步还要考虑一些战略性的对外投资。如对国外能源资源的供应地、能源资源的供应线，国外一些知识的行业，可以进行战略性的投资。

　　这种战略性的调整将在“十一五”乃至“十二五”内展开。梅新育认为，尽管可以通过扩大进口、便利对外投资等短期策略解决外汇储备过高的问题，但是根治之道还是在于提高国民消费，为此需要通过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

　　如此一来，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结构将向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结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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