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记者节”，我想到了关于记者的“1、2、3”。说来，似可勾勒出“记者”的一些眉目。

　　一个著名的比喻，出自约瑟夫·普利策之口，他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首先是“观察”，这是记者的天职。记者要讲高下优劣，观察能力就是第一道分水岭。“观察”谁都会，但记者要站得比常人高，发现得比别人早，他所以是“船头的瞭望者”。记者不仅要在常人视而不见的地方有所发现，还要在常人可以知而不言的时候“及时发出警报”，用马克思的话说，既是“无处不在的眼睛”，也是“孜孜不倦的揭露者”；否则，记者就不成其为“记者”。更重要的是，记者“观察一切”，“及时发出警报”，为的都是“国家”这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船”。从这点上说，国家的利益，永远是记者的根本利益。

　　关于“记者节”，60多年前主政《大公报》的新闻前辈张季鸾，上个世纪40年代作过如此的两个解释：一是记者的节日，一是记者的节操。由“记者节”引起所谓的“节操”，看似有几分牵强，出于一个新闻人之口，却具有别样的意义。用张季鸾的话说，“我们同人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上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因为一个报人若只求卖虚名，得喝彩，有时要犯严重错误，甚至殆害国家。”这是很高的境界，但是张季鸾还说：“报人的职责是在谋人类的共同福利，不正常的自私其国家民族也是罪恶。”这就达到了新闻的最高境界。在如此几个振聋发聩的“不”面前，少数不良记者收红包、拉广告、搞有偿新闻、炮制假新闻，甚至于接受贿赂，就显得毫无节操可言，实在有愧于记者的称号。王韬、邵飘萍、黄远生、史量才、张季鸾、王芸生、储安平、徐铸成、范长江等前辈们树立的风范高标，对记者永远有率先垂范的意义。

　　作为记者，毕竟是值得骄傲的。从世界的范围看，由于战争与灾害，由于对强势利益集团的冒犯，也由于权利的虚置以及某些法规的缺失，记者已经成为仅次于矿工和警察的第3大危险行业。正如国际记者协会的一份年度报告所说：“如果说今年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可怕主题，那就是，记者们为追寻其他人不愿意讲述的故事真相，而成为被攻击的目标。”这是记者的不幸，但也是记者的光荣。职务意义的杰出，取决于职务作用的不凡；职业形象的高大，来自于职业行为的艰险。如果说，历险的记者毕竟是少数；那么，“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猫还晚，干得比驴还累”的记者，却比比皆是。短短几年时间里，仅海南一地，就有5名新闻工作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龄最小的仅26岁；“新闻人”平均寿命45.7岁的统计，更是记者工作异常辛苦的证据。面对新闻事业空前繁荣的现实，人们有理由说：记者，也是最可爱的人。

　　从1899年《清议报》第7期上出现“记者”一词，迄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这100多年来，记者的信念，就是为天地立言，为生民请命；肩挑社会道义，笔挟时代风雷；见证历史，变革世界……今天，记者肩负着时代新的使命，理应更好地充当党和人民的喉舌，尤其要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记者节之际，寄望于记者，也希望记者能得到更多的关爱，——因为前行的航船，需要更好的瞭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