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时评

　　周虎城

　　国家赔偿法修改建议稿亮相了。这份建议稿在许多方面对现行法进行了修改，有专家将其评价为一部“人权保障法”。建议稿在红头文件违法、精神损害赔偿、抽象行政行为等六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见昨日《法制日报》)。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该法的修改，列入本届人大常委会的计划。

　　现行的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当时，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理念还没有提升到宪法高度，更多的是强调个人义务的履行和国家权力的运行通畅，也就是“弱私权，强公权”，而不是“制约公权力、保障私权利”。当然，不可否认，该法实施10年以来，对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对于促进公权力机关依法行政，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然而，也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由于《国家赔偿法》本身的缺陷，尤其是一些程序的设计使得个人权利无法主张，导致了对国家赔偿该确认的不确认、该赔的不赔、该执行的不执行，以致于10年来，国家赔偿常常是“口惠而实不至”。不但获赔困难，即使获赔了，赔偿金额也非常低。比如从程序上讲，将司法机关对自身违法行为的确认，作为申请国家赔偿的前置程序，实际上是让有侵害行为的公权力机关“既踢假球又吹黑哨”，其结果如何可想而知。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应松年先生曾就此批评:“很少有一部法律在颁布时受到众多瞩目，而在实施中却收效甚微。”

　　此次修改，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国家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可以看作是使下位法符合上位法要求的典型范例，而“宪法司法化”正是一个法治国家不断完善法制建设的题中之义。之所以有《国家赔偿法》，前提就是公权力侵害了公民的私权利，而这个法律实际上就成了救济手段，所保障的是“迟来的公正”。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国家赔偿法》就是国家保护人权的最后一道屏障，是公民获取正义的最后手段。在面临公权力机关的侵犯时，个人的力量实在微不足道，他们所能仰仗的，无非是两种方式:一种是信访救济，一种是司法救济。而信访救济最终还是得落实到司法救济上。何况，以更高一级的公权力干预为准绳，以“清官纠偏”为常态，是人治的回归，绝非法治的福音。

　　高扬人权精神，把尊重人权的理念写进法律，这是对公民的尊重，也是对国家以及公权力的尊重。公民让渡了自己的部分权利，使国家拥有了公权力，实际上就是和国家签订了保护自己正当权利的契约。国家的强盛，不在公权力的强盛，而在于公民个人的强盛，所谓民强国富，民富国强是也。

　　自然，把人权的精神贯穿到法律中去，只是第一步罢了；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把人权精神贯穿到“依法行政”的实际工作中，才是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谁愿意老是来寻找“迟来的公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