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底，赵薇在电影“华表奖”中，获得了最佳女主角。人们欢呼鼓掌。没有人提及，这就是那个几年前因为穿了“军旗装”而被泼了大粪、被天下人尽呼要逐出文艺圈的女人。赵薇的例子,当年被马立诚先生列举在其《对日新思维》一文中，以此提醒国人:对日本不要感情用事。而现在，仅以赵薇之事，新思维难道已悄悄然从一种设想成了现实？

　　然而，事情却并没有那么简单。2005年9月，有两件大事摆在中日两国面前。一件是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在一个花甲就要过去的时刻，人们不会因为任何一种新变化的出现，就忘记从1874年到1945年，日本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另一件大事是9月11日日本众议院选举。到那时，日本的执政党必须回答日本外交何去何从的问题。

　　两年前，马立诚还提出一个观点，未来或会出现一种可能:日本加深与美国的结盟，提防和对付中国。这种情况，两年后的今天，似乎明显了起来。由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心，美国希望“以日制华”;而日本同样对中国的崛起有一些担心，也宁愿扮演这样一种角色。这是不是日本的新思维呢？

　　实际上，日本的外交从来不是那么扎实稳健，比如，现在就有日本人后悔，说60年前的失败，乃因外交上“站错了队”。如今，仅仅从“争常”的事情上，评论说，日本外交正在失去平衡，掉入了夹缝。日本政府在外交上找不到方向感，这同样反映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上。面对这样一个进退失据的日本，以任何一种新思维去打交道，有时真是感到如同碰上了一堵坚墙。

　　因此，要看到的是，新思维绝对不会再是单向了。日本右翼对历史问题的避重就轻，日本重美轻亚的外交思路，以及它防御中国的心态，“保护台湾”的心理，这些，都无法获得不论持哪种思维的人们的谅解。如果日本还认为拿住了中国的什么把柄，而对中国的正当要求不予以回应，不提出自己的新思维，那么，恐怕连马立诚先生也会失望的。同样，要超越新思维，就一定不能仅仅思考日本的因素，因为日本后面，实在是还有美国。

　　然而，另一方面看，现在又的确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很好时机。在更大的层面上，中国在国际经济地位上的奋起直追，日本在世界政治上寻求发言权，这些本是亚洲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发扬光大的最好表现，中日两国之间在国际舞台上本不存在经济冲突与政治对峙。

　　回想历史会觉得颇有启示。1972年佐藤内阁下台时，日本是继续联美抗华，还是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曾成为日本外交的一个争论点。在经济界的强烈要求下，田中角荣首相决定亲自访华，实现邦交正常化。现在，日本大选之后的政局，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该如何处理与亚洲各国的关系。虽然自民党内部尚未出现强烈主张修复中日关系的议员，但今天的日本经济力量，日本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都要大大超过1972年时的状况，修复中日关系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

　　还应该看到的是，中日之间的交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局部的，一年内只有几千人，最多数万人。只有到了近些年，才进入了两国国民之间每天至少有一万人往返于中日之间的全新大众交往时代。

　　那么，媒体所称的“中日民间交恶”以及马立诚先生担忧的“中日民间对立”，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夸大了的呢？今天，就从经济交往上看，民间交流已再次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中心力量。有人认为，“政冷经热”的结果最终会导致经济交往也会越走越窄。但从8月30日发表的日本贸易促进机构最新调查结果上看，2005年上半年,日本对华投资与上一年相比增加了20.4%。小泉入主日本内阁已经四年，中日政治关系每况愈下，但对日资企业投资中国似乎没有太多的影响。在中日关系中，民间力量并没有出现衰败迹象,相反,越来越强势。似乎，并不要过于焦灼于网络口水战虚象。如果要超越既往,那么,是不是应该回到促成中日建交时的常识上去,发展民间交流,以民促官,达到一个新的中日关系发展的层面呢？

　　特别是，中日大学生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不论是短期的、长期的,还是企业选派的，有大量日本留学生在华学习。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数目近些年则一直占了在日留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他们绝大部分是理性的,不存在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天真想法。真正理解对方社会的年轻力量，将推动中日关系向新阶段发展;真正的新的思维,将产生在拥有新知识的头脑中。

　　超越中日的宿怨，还必须站到亚洲崛起与整合的格局上来。如今,全世界排名前30位的国家,只有三个国家在地区共同体之外,那就是中、日、韩。在地区共同体的工作上,欧盟、北美、南美已经都抱成团了,甚至现在非洲和南亚的工作也已见成效。从长远观点来看,中国和日本应该以积极参与者的姿态，谋求东亚乃至于整个亚洲的整合与合作，建立欧洲共同体那样的东亚共同体或亚洲共同体。曾是敌国的法德两国在欧洲尚能做到的事情,中日两国为什么不能够在亚洲做到呢？

　　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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