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元慎近日表示,中国公务用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自下而上,厅局级及以下的干部将可能取消专用公务车。
一个语焉不详的“可能”,却引发了公众的热议,足见公众对公车改革的期盼。我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见到关于公车改革的消息了,禁止公车私用和禁止超标购车也照例会在每个年度里三令五申。就这样,一轮又一轮的改革过后,眼中所见的公车不但没有少,反而越改越多,越禁越奢华。
据新华社报道,目前各地政府采购汽车的数量每年都以超过20%的速度递增,2004年,中国政府采购规模达2200亿元,其中汽车采购额就高达500亿元。公务用车的高额支出已成为各级财政的沉重负担。
本来,一个协会副会长的会议吹风,即便考虑到这个协会背后的官方背景,在强大的制度惯性,在“意义重大、难度不小”的车改面前,想来“改革改到厅局级”也面临着不小的难题。
且看这一新闻所传递出的信息:“厅局级及以下的干部将可能取消专用公务车”。“可能”的意思是说,仅仅是“有可能”,这还不是定数呢。
也许正是因为有N次车改的“前车之鉴”,才有此谨慎的披露。不过还好,毕竟改革改到厅局级也在公众的期待范围之内。
然而没有更多的信息表明这次车改将采用何种方式来取消厅长、处长和科长们“专用公务车”。历次的车改之难,其实并不在于目标的分歧,更难在具体的改革手段和是否真心付诸实施。
对车改,制度不硬,措施不力,结果就不会如愿。历次的车改之难,其实也不难在“车”,而难在“人”,确切地说,是难在“权”。
领导的“专用公务车”可以取消,但如果不取消领导的“公务车专用权”,最终的改革结果又可能是,我们仅仅得到“专用公务车”这个名词的消失。举个例子,有的单位取消了领导专车之后,将所有公务车分配到了科室,取了新词叫“相对固定用车”。这样的车改,虽然“穿上了新鞋”,走的却是“老路”。
公车改革,关键要靠制度。公车改革难题的破解在乎公权而不在公车,应把制度的设计转向对公权的限制。让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渗入到公权力运行的每一道程序、每一个环节中来,公车改革应首先跳出国家机关内部改革的藩蓠,更大程度吸收公众的参与。
王琳(海南大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