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的最后一天，我站在人民大会堂的二楼走道上，心情复杂。以往，二楼是摄影记者的天下，文字记者只能在三楼，但是最后一天，二楼对文字记者开放了，我可以站得离主席台更近一步的地方，虽然仍什么都看不清楚，心理上却起了微妙的变化。

　　事实上，那一天对多数上会记者，尤其是来自内地各省的上会记者来说，两会已经结束了，他们要随着各自家乡的代表团，收拾行李准备回家。所以在我身边还在工作的，基本都是境外记者，而内地记者基本上都在忙着拍照留念。

　　我并非伤感，只是在疲惫不堪的两会采访结束以后，开始有点轻度忧郁，原因不明。

　　在总理招待会结束后，我和另外两名同事，冲上前去，在警卫人员围成的半圆外，大喊：“总理，中央政府如何看待暂住证制度。”我相信总理听到了，因为他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虽然什么也没有说，但我看见他笑了一下。

　　曾经在门外堵住了一直没有采访到的审计署署长李金华，他穿得太朴素了，完全与电视上判若两人，在跟着港台的同行采访了半天，并且提了自己想提的问题以后，才回过头问一位比我力气还大的香港女记者，“是李金华吗？”她说，应该是吧。

　　在别人都在堵另一位金融界高官的时候，我回到会场门口，发现几个看似面熟的人站在那里，其中一人指着到处寻找目标的港台记者，对他的同伴说，“看，他们在等着你呢”。但他的同伴怎样回答的，现在我已经忘记了。

　　到底也没记起那个人是谁，只知道应该是一位很重要的部长，如果当时想起来了，提问的记者会只有我一个。

　　可能我再也不会上两会了，所以站在大会堂二楼才会心情复杂，我喜欢一个版又一个版的稿子，在自己敲击键盘“嗒嗒”声音中生产出来，喜欢那种冲锋陷阵，下笔如飞的感觉。即使有时觉得，自己开始老了。

　　□本报记者陈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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