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还保存着你和初恋女友之间的来信，它们一定都被保存在家里最隐蔽的地方，轻易不会被拿出来，更不要说重新阅读，因为你知道，那种彻骨的痛会再次袭来，尽管这一切已经过去很多年。对我来说，再次回忆在印尼采访海啸的经历就像是将多年保存的此类信件拿出来重新阅读。

　　看着那些出自我手的图片，突然感到呼吸困难起来，那是一种让人窒息的感觉———赤道附近闷热的空气夹杂着一股尸臭，自始至终笼罩着你，从你嘴和口罩的缝隙中，从你的耳朵，从你的鼻孔钻进你的肺里，你惟一的念头就是快点离开这里。

　　可是，你手里却握着相机，一定要留下来，至少像个摄影记者那样工作。而骨子里那个怯生生男孩的另一个我却在不断劝说自己，拍完这张就走，拍完这张就走……这样的斗争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我脑海中不断进行。

　　我曾经身在现场，当然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我在报道人类的大灾难，把天下兴亡的责任安排在我身上。但事实是，这些照片好像一经拍摄，我就和它们失去了联系，这只是一些与此有关的图片，不能妄想她们能对这些无家可归或者灵魂不在的躯体有任何帮助，我帮不了他们，甚至比他们还无助。因为，他们在经历他们生命中的某种锤炼，而我把相机对准他们，我感觉我是对他们又一次的盘剥，而且我的职业让我别无选择。

　　凯文·卡特，普利策奖得主，南非摄影家。1994年7月27日被发现死在他的红色小货车内，自杀身亡，终年33岁。他是因为在苏丹拍摄饥荒中一个即将饿死的小女孩而获得普利策奖，也是因为这次采访，他始终无法原谅自己。

　　如何原谅自己，这是每次灾难报道中要克服的最大难题。

　　□本报记者张涛

共找到6,099,767 个相关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