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中国的一个亲戚来电话，谈到他父亲动一次大手术，仅请主刀医生吃饭就花了1万多元，更别提医药费和私下送给医生的红包了。“我只有祈祷我妈别再有什么大病，否则我要倾家荡产了。”他在电话中连连叹气。其实，他和他太太收入都算是相当不错的。

　　据相关部门反映，由于经济原因，中国约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应住院而不住院。世界银行认为，包括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网络的欠缺，是中国经济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世界银行今年公布的《中国经济季报》指出，对大多数中国城镇家庭来说，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目前已成为家庭负担中的最主要部分，占据了他们收入的大部分。“未来养老、医疗及教育成本的不确定影响着每一个家庭的储蓄，只有消除这种不确定才能促进个人消费”。

　　谈到近一半中国人“有病不医”现象，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今年7月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直言不讳：“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医改实行了20多年之后，中国的官方和民间能够就改革方向进行严肃、热烈的辩论，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

　　其实，除美国等少数国家之外，大部分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把卫生医疗看作是公共产品，由政府公款支付其主要费用，而且，这些国家中大多数执政的政党，无论左右，都不打算对公共医疗制度实行完全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造。

　　当然，即使对这些国家的公民来说，所谓的“公费医疗”亦非“免费午餐”，其费用其实早已由政府提前在比例颇高的入息税中预支了。但这种以税收来支付的公费医疗制度，至少有两个优点：一、由于税基庞大，而且实行富者多纳的“累进税制”，保证了医疗费用的充裕性和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制度不仅是富人补贴穷人，健康人补贴病人，也是同一个人发达时预贴窘困时，健康时预贴生病时；二、由于行医者与收费者角色分离，避免了行医者向病人索取过高医疗费用的可能性。

　　但正是因为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即使像英国、加拿大这样的实行公费医疗制度的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如何控制医疗费用增长过快、如何防止公费医疗制度被滥用等棘手问题，加拿大还传出过某医生向政府申领就诊费的就诊者经查实竟是一名辞世多年病人的丑闻。

　　（摘自11月7日《金融时报》，原题：中国医改得了什么“病”，作者魏城）

　　《环球时报》 (2005年11月09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