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经济学遭受一波又一波批评，但这些批评的角度是大相径庭的。丁学良教授批评国内只有五个人算经济学家，上海田国强教授公开万言书，宣称大陆的经济学教育是失败的。这些批评虽然尖刻，但更多地是经济学学科的一种内部批评，旨在推动经济学者回归比较严肃的理论研究。

　　报刊及网络舆论的批评，则基本上是一种社会批评。人们纷纷指责经济学家要对贫富差距、对社会不公负责，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对医疗和教育领域的改革“失败”承担责任，还有人指责经济学家是为富人说话。这种批评，看到了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但把这些问题完全归咎于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却不妥当。

　　平心而论，中国社会在过去二十多年发生了可取的变化，对此，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贡献良多。这种贡献首先体现为，通过传播市场、竞争观念，让中国走出计划体制，走上市场之路，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增长。经济学家们最早、并持续地论证，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市场才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方式，垄断企业不可能有效地利用资源，也不可能向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服务。正是在一批又一批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有垄断格局逐渐被打破，民营经济在夹缝中顽强地成长，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体。

　　经济自由的扩大，也产生了溢出效应。由于市场逐渐发育，个人获得了一定的选择自由。人们可以不再局限于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自由选择自己的职业。农民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也有了离开乡村、到城镇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同时，互联网的发展、媒体的转变，娱乐业的繁荣，样样都离不开市场化。

　　当然，经济学永远不可能包打天下。要推进基层民主、完善选举制度、保护农民的迁徙权利，就不应当找经济学。这二十几年来，整个社会都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各级政府考核官员，都是以GDP增长速度、以招商引资为主要指标。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专门研究资源高效配置和经济增长秘密的经济学，当然获得格外的青睐。

　　然而，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应忽视其最基本的职能：维持公平的制度框架，平等地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决策者在听取经济学家意见的同时，排斥法学、政治学、伦理学。一些官员这么做是有理由的———如果严格地遵循法学、政治学的逻辑，很可能妨碍短期的经济高增长。比如，在有关城市建设的决策中，政府官员假如征求法学家的意见，该法学家只要具有最基本的法学常识，就会提出，政府应当尊重拆迁户或被征地农民的权利，这当然会拖延拆迁和征地的进度。预计到这一点，一些官员当然不愿意让让法学家过多参与决策。

　　经济学本来就有其限度，它本来也只能帮助决策者寻找推动经济增长的方法，而没有能力解决其他方面的问题。到了今天，人们恐怕应当更多地反思社会的偏差，而不应一味地指责经济学家。个人自由，民主参与，经济增长，及道德生活，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追求的美好价值；政治学、法学、经济学，还有哲学等，分别有助于人们追求相应的价值。从一个社会的知识生产和传播角度看，不同学科之间应当保持平衡。

　　最重要的是，在立法、决策过程中，政府方面能够平衡各种价值，拒绝把一个目标无限放大，并让其吞没别的目标。政府甚至应当更进一步，把自己的首要目标，定位在创造和维持正义的社会秩序，为市场交易和社会合作提供有效的制度框架。若能如此，经济学又如何能够一枝独秀？在相对平衡的公共平台上，即便经济学全错了，也不可能造成太严重的后果。

　　秋风（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