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经济学家的话题一再成为舆论焦点。上月底，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被问及“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丁学良回答说：“最多不超过5个。”在11月7日《中国青年报》一项专题调查中，丁学良的说法得到了83％的公众支持。

　　不仅如此，该专项调查关于“你相信哪位主流经济学家”的结果显示：14位主流经济学家中，公众信任率超过10％的仅有朗咸平和吴敬琏两人。此外，对于“学者发表言论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的问题，58.0%的人选择“学术立场”一项，38.2%的人选择了“公众立场”，但高达69.7%的人认为学者发表的言论根本是站在“利益集团立场”。

　　无论是丁学良还是参与调查的公众，似乎都默认了这一思路：中国之所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乃是因为现在的经济学家不仅丧失了其学术立场，而且放弃了公众立场，转而成为利益集团的依附，或者服从于自身的利益。形象地说，公众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是“为民请命”的英雄，而现实社会中，经济学家却成了“伴舞女郎”，献媚于利益集团与政府，从中获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如果经济学家必须为公众说话，“公众”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厘清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富人也包括穷人，既包括所谓利益集团里的个人，也包括一般老百姓，甚至经济学家本身也是“公众”里的一分子。那么，经济学家应该为哪一部分“公众”说话？假如默认这里的“公众”指的是一般老百姓，或者是弱势群体、社会底层，那么这一部分人何尝不是一种利益群体？

　　看来人们之所以指责经济学家，实际上并非认为他们不能为“利益集团”说话，而是他们没有为一般老百姓这一利益群体说话。而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所应遵循的是学术自身的理性，经济学的最终目是人类与社会的整体进步，但它并不必然会倾向于哪一种利益集团，自然地也不一定会站到一般老百姓的立场上去。也就是说，经济学家的“学术立场”与所谓“公众立场”并不必然一致，或者并非如此直接地影响某一群体的利益。要求经济学家预设为这部分或那部分公众说话，其实都偏离了经济学的严格定义。

　　那么，又该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学家纷纷抛弃学术追求，加入“陪舞女郎”队伍的现象呢？对此，最近出版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有精彩阐述。该书作者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弗兰克·富里迪指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知识分子的权威得到一种信念的支持，这种信念认为对知识与真理的追求应该得到社会的肯定。这一信念赋予学术工作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并赋予知识分子以强烈的使命感。……在21世纪，传统知识分子的英雄形象让位给了更务实、更讲求实效的人，其工作不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许多知识分子发自内心地接受了与他们的活动相伴的实用主义，并坚称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原因正在于此，当知识分子普遍地自我祛魅以适应当代经济社会之时，公众还遵循着古老的学术即权威的法则，对其提出近乎偏执的期望，因此难免遭受深深的失落。

　　不防将眼光放得再宽泛一点，且看现实社会中又何止经济学家才“道德沦丧”，何止经济学家才那么疯狂地追逐利益最大化？严格来说，中国又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可见，学者的庸俗化与功利化并非仅出现在经济学家群体身上，而是一个时代普遍的现象。

　　说到底，宣布经济学家“病危”，意味着公众应当为自己的命运寻找出路，至少不必盲从于经济学家的“权威”。或许，到了那时候，主流经济学家们也会很失落。（顾昀《东方早报》评论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