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在全球化和市场化背景下的工业化过程，带有非常显著的自发扩展特征。也就是说，工业化必然会提高一个地方的经济活动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从而造福于本地民众；而对于企业来说，这些恰恰构成了成本，企业出于逐利的考虑，会自发选择向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转移，从而也就使资金、技术、工业部门的就业岗位自然地转移到相对落后的地区，带动这些地区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就已经开始进入这样一个工业化自发扩展阶段。这一点在珠三角地区表现得非常明显。加工工业在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之后，面临着资源约束与成本压力，工业企业有了向外迁移的愿望。就在广东各地经贸代表团远赴国内外招商之际，内地二三线城市看准了这个难得的发展机遇，纷纷来到珠三角招商引资。一时间，在广州、深圳、东莞、中山等地，各种各样的投资环境说明会、推介会比比皆是，市长们亲自披挂上阵，大搞“政府公关”，目标就是珠三角的产业梯度转移。

　　内地城市顺应工业化自然扩展的趋势，促使沿海工业转移到本地，这对于转入地的经济大有好处，同时也有利于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这种产业转移是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的根本途径。

　　不过人们也会担心，这个过程是否也将工业化的负面结果(比如环境污染)同时转移到内地和落后地区？当然，假如制度安排得当，这种负面效果是可以得到控制的。今天，观念可以极为便利地传播，在欠发达地区，在工业化之前，至少那些开明人士对工业化的负面效果已有观念上的认知。因而假如民众能够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假如政府能够平衡本地民众的短期收益和长远福利，则产业转移就带有选择性。在这种制度压力下，工业化转移的过程，通常也就不是同一技术层面的水平转移，而是伴随着企业的技术升级。

　　不得不承认，在当前的产业转移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产业技术水平没有提高而只是简单地实现地域转移的现象。当初有不少外资企业就是这样从珠三角转移到长三角，现在又从这两个地区转移到内地城市。原因就在于，官员的政绩主要以经济增长指标来衡量，任期又都比较短，他们主要追求当期的招商引资数字及短期的GDP效益。为此在政府主导下，各地展开了一场冲向底线的优惠政策大竞赛。

　　相对而言，内地二三线城市当然具有低成本优势。这种低成本是自然形成的，比如劳动力、土地成本相对低廉。但由于地区之间的竞争，内地各地政府通常会在自然的低成本基础上，进一步人为地压制成本。有的地方推出的优惠政策是，土地价格与企业投资强度和建成后的效益挂钩，一事一议，一企一策，直至零地价。在这种优惠政策大竞赛中，最大的受益者是一群“侯鸟企业”，它们专门追逐优惠政策，在优惠政策的收益即将终结时，就转移到别的地方。有了这些优惠政策带来的巨大收益，这些企业自然就没有动力进行技术升级。

　　地方官员之所以能够在招商引资时如此慷慨，是因为目前的法律、政治体制为其提供了便利。比如，以最大的优惠——土地优惠来看，政府通常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力，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政府在招商引资时的土地优惠其实来自农民的牺牲，是农民对企业的一种补贴。

　　税收优惠等其他优惠政策也都是补贴，这种补贴最终是由当地民众买单的。当然，通过优惠政策吸引来的企业会带动本地经济增长，并给民众带来财富和福利。但这些企业也有可能对环境带来某些损害，对于某一类企业，尤其是大规模的工业化转移，究竟是引入还是拒绝，需要让民众或者说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进行取舍。

　　良性的产业转移，需要由恰当的制度安排来保障。假如民众的财产权利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假如NGO组织的活动受到法律保护，假如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经济决策和财政事务方面拥有更为有效的权力，假如政府能够更为平衡地履行其各种职能，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追求环境保护、民众福利等目标，那么产业梯度转移就将带来更多良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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