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临汾市的“华门广场”上面建有“天安门”、“天坛”、“华表”以及高达50米的、号称“天下第一门”的“华门”。据报道，“华门广场”的设计和策划均出自尧都区区长宿青平之手。最初只想修一个观礼台，但在施工时来了一个老太太看热闹，说“为什么不修个天安门”。宿青平说：“听了老太太的话，我当即决定改变图纸，仿造天安门。临汾市的大部分老百姓一辈子也看不到天安门，给老百姓建一个天安门难道不行吗？”

　　一个地方政府仿建“天安门”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是在一个连续两三年名列全国十大污染城市之首、无钱运行健康工程的城市，消耗巨资搞这样的建设就难免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嫌疑了。更让笔者感到震惊的是，仅因为看热闹的老太太的一句“为什么不修个天安门”，当地区长竟然当即决定改变图纸，仿造天安门，并最终形成了一个耗资上千万元的工程！

　　其实类似的问题如今并不鲜见。不久前有报道说，甘肃玉门市刚在2003年8月投巨资建成的广场，因领导认为标准还不够高，在今年10月中旬又扒掉地面重新建设，其重建总投资达1500万元。玉门市是一个县级市，人口只有18．9万人，2004年全市财政收入为1．4亿元。

　　对这类因为个别领导的喜好而造成的劳民伤财之举，我们当然有理由表达气愤，但是我们不能仅仅用道德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现象。为什么城市建设竟然出现一些“跟着领导的感觉走”的现象？根源就在于公共财政约束机制不健全。在现行财政体制下，行政部门掌握绝大部分资源，而行政部门的权力又往往集中在个别人手中。于是，几亿元甚至数十亿元的巨资可以仅仅根据一些官员的喜怒哀乐而随意改变用途，这样的“灵活性”给各种违法违规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也为腐败分子创造了肥沃的寻租“土壤”。

　　按照现代政治学的观点，公共财政的决策主体在表面上是政府，而在本质上应该是公众，政府只是在执行决策。只有建立起真正的公共财政体系，才能让掌握财政大权的人无法挥霍。否则，中国很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天安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