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绥铭

　　性教育只应该有一个“终极关怀”的目标：帮助所有的个体，尤其是下一代，都尽可能多地获得“性福”。性教育面对的是人，是青春。这些，我们牺牲不起，也没有权利去牺牲。

 　　2002年以来，在我们学校里开始了“正规”性教育，对比过去，这是进步；套用现在，它有残缺；面对未来，则是阻碍。 在当今主流社会的观点看来，性教育的目标无疑是控制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性”，即尽量减少青少年“越轨”的性行为，也就是把性教育当作“灭火器”来使用。

　　但是，这种“灭火器”的目标其实只是一个错觉。西方历史告诉我们：无论进行或者不进行性教育，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越轨”性行为发生率都在整个20世纪里攀升，而且居高不下。也就是说，所谓“性解放之火”，是由于方方面面多种多样的社会原因造成的，性教育既不能独自完成“灭火器”的使命，也不会全都发挥“助燃剂”的功效。性教育普及所改变的，只是增加了避孕套的使用率。

　　以我个人以为，性教育只应该有一个“终极关怀”的目标：帮助所有的个体，尤其是下一代，都尽可能多地获得“性福”。

　　在这个目标下，我们最应该关注的，并不是我们想告诉青少年什么，而是青少年自己希望知道什么；不是如何讲授，而是如何讨论。也就是说，性教育的“受众”的权利与利益才是第一位的。任何一个人，哪怕是青少年，都具有与生俱来的、以不损害他人为前提的“性权利”；国家的义务是保证这种权利得以实现，而不是相反。

　　在这个目标下，任何一种性知识都不存在该不该讨论的问题，只有一个怎样才能讨论得最好的问题。同样，性教育也就不应该局限于“性知识”，更不是某种既存的性道德，而是着重培养人们在性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的而且是自主发展的能力。按照日本一些性教育实践的提法，就是帮助人们学习如何生活。

　　今天我们许多人所说的“正规”性教育，其实主要是国家实行的。可是，性教育为什么必须由国家来进行？或者说，国家究竟为什么要负责进行这样一个其实靠社会传播完全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

　　从最浅显的层次来看，这不能不说是在中国依然非常浓厚的“国家崇拜”意识的产物。每当遇到具体的问题，人们不由自主地希望把责任统统推给国家。

　　再深入分析下去，我们不得不指出，大多数主张和推动性教育事业的人士，实际上仍然是按照“一元化”的思路来设计性教育的，就是希望借助国家的权威力量，在“性”这个领域里建立起某种单一话语的绝对霸权，而且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可是，无论什么具体内容的性教育，只要是“一元化”的，那么首先就会遇到无法克服的操作障碍。例如：假设某个高中二年级的全体学生中，已经有5%的人发生过性行为，15%的人在恋爱，20%的人连最起码的性知识都没有，其余的人则是处于中间状态；那么“正规”的性教育无论讲什么和不讲什么，都不可避免地会被一部分学生认为是“超前”，另一部分学生则认为是“马后炮”，还有一些学生则如坠云中，甚至会有因此而“逆反”的。

　　这个无解之结恰恰说明：性教育其实是最不适于“一元化”的，尤其不适于由国家来“集中领导、统筹安排”。中国性教育的实际工作者早在1985年就发现而且提出过：整齐划一的课堂性教育，效果远远不如一对一的具体咨询好。可是直到2002年，得到推动和受到欢呼的，仍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尤其是，已经开展得最广泛的、实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理想的、已经切实地提高了中国人性知识水平的大众传媒的邮寄咨询和网站上的电子邮件咨询，却不但都没有享受到这样的礼遇，反而有可能由于“正规性教育”的开展而受到挤压和排斥。

　　现在的“正规”性教育的另一个重大缺陷，是闭口不谈社会性别（gender）的问题，仅仅在纯粹技术的层面上争论是否应该让男生和女生一起听课。可是，“性”与“性别”难道真的可以分开吗？男人与女人的“性差异”究竟是先天决定的本质，还是后天形成的文化建构？将来不得不生活在一个越来越性别平等与选择自由的社会中的青少年们，究竟应该如何处理自己与对方的“性”与社会性别问题？这些内容之所以还不可能被纳入正规性教育，并不仅仅是由于社会性别的空气在中国还非常稀薄，更主要的是因为这股气流仍然被“性的科学”所构筑的长城阻挡于外。

　　性教育面对的是人，是青春。这些，我们牺牲不起，也没有权利去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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