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生 张晨
“学术和我的博士头衔无关”
“如果硕士就能留在高校当老师，我肯定不会继续读博。”当老师一直是郝严的愿望，留在高校对她来说更是一个理想。
今年刚开始念心理学博士研究生一年级的她，正一步步把这个理想变成现实。
在笔者的大量采访中，半数以上的女博士生表示，自己选择读博并没有什么宏大的理想，只是希望“能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同时，80％的女博士期望毕业之后能够留在高校工作。
郝严便是其中之一。虽然博士生的课业很辛苦，但她很满意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觉得会有一个自己喜欢的未来。三年的博士毕业之后，便能够成为高校教师，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个诱惑。”
“高校教师”，对郝严和很多女博士生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职业选择。
在大部分女博士生眼里，“在高校”意味着一种很受女生欢迎的生活方式：更多的自由时间，更多的学习机会，良好的社会声誉，还有单纯安静的就业环境之类。对她们而言，“博士”是一个漂亮的头衔。
郝严说，“博士头衔和我要做的研究没有什么联系。学术上的追求在我看来和博士头衔无关，做研究的能力也不需要用这个头衔来证明。可现在我需要它，它能让我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她补充说：“这就好比两个人相亲相爱，不用结婚也一样可以住在一起，过着亲密的生活，不需要去领一张结婚证来证明什么。但是如果想要得到法律保护和社会承认的话，结婚证是必不可少的。”
“博士头衔之于我未来的工作，就好比结婚证之于恋人间的法定关系。”她笑着说。
这个有趣的观点得到了大部分女博士的赞同。
读博的郝严有了更多的自信，她说这是一种“可进可退”的自信。“一方面能够留在高校，跟学生打交道，接触一些新鲜的课题，对心理研究肯定是有益处的。另一方面也可以出去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做一些课题研究，想回来的时候再回来。”
针对这一现象，北京大学中外妇女研究中心祖嘉合教授分析说：“在最近开展的一项女性角色的调查中，事业成功型、相夫教子型和两者兼顾型中，70％的女性希望自己成为第三种类型，既能在事业上获得成功，也能照顾好自己的家庭。”
祖教授分析说，“留在高校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她们的这种愿望有得到实现的机会。一方面高校不用坐班，时间上有很大的自由；另一方面，也能兼顾自己的事业。事业和家庭能够很好兼顾，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女生为留高校而读博士了。”
两代女博士“大不同”
2004年，吴笛考上了中科院的博士生，研究生物遗传学，今年上二年级，论文、实验、工作一系列的压力已经扑面而来了。
吴笛的婆婆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农学博士，退休之前是某农业大学的教授，是一位很有名的农学家，在杂交作物的研究上很有建树。
“走一步看一步”是吴笛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她说工作和论文的压力让她渐渐对未来不抱太高的期望了。“当压力已经到了一个顶点之后，也就麻木了，再多的麻烦也觉得没有什么了。”
儿媳妇的压力让婆婆很不解，她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好像读书越多反而越焦虑了。
“我们那时候怀着多大的学术热情啊，山坡上田地里的白菜萝卜，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婆婆说，“当时哪里想过那么多啊，什么工作啊待遇啊，国家会给安排的，完全不用为学术以外的东西费心。我们博士毕业的时候，简直就是指点江山，意气风发啊！现在的博士还真是不一样了。”
“越是不好的专业，博士越多。”吴笛这样埋怨。空闲的时候，吴笛会跟其他女博士生一起谈论一下未来的打算，在生物科技如日中天的时候，她们却觉得自己学的是“很不好”的专业。“平时不觉得，一到找工作的时候就显出来了。越不好找工作就越想往上读，博士越来越多也就不奇怪了。”
婆婆今年已经快70岁了，但是还经常受邀参加国内外的一些研讨会，日子过得满当当的。每当吴笛因为工作和试验压力不住地叹气时，丈夫就会打趣：“真纳闷，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婆媳俩，都是博士，差别咋就那么大哩？”
吴笛说：“我也热爱自己的研究，否则不会想去大型的实验室锻炼自己，读博期间也学到了很多，但是压力却一直都在，而且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精英。”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吴笛曾试着在一家研究所工作过一段时间。试验室的那份工作惟一吸引吴笛的就是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但是整天和瓶瓶罐罐打交道，一天也看不到几个人的工作让她觉得枯燥极了。
她很羡慕婆婆那种纯粹的状态，“我们俩一起在书房看书时，一个是呼啦啦地翻，一个是一行行地用手指着看。”
“她们那一代人有着很强的社会使命感，她的那种感觉让每一个人都觉得她很重要，仿佛没有她们，油菜花就开不好。和她比起来，我这个博士念得糊里糊涂。”
“我们现在需要考虑更多其他的问题，比如收入、生存，在这个都市中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等等，所以只要学术上能跟得上别人，自己能过上喜欢的生活就好了。”
北大中外妇女研究中心的祖嘉合教授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有着更浓厚的理想色彩。这是和社会整体环境分不开的，当时提倡‘男女都一样’的口号，虽然一定程度上抹杀了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但是总体看来，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而现在的市场经济，需要人们更多的考虑理想和现实的结合。”
在和国外一些研究机构的交流中，祖教授发现，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女博士们也同样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
“结了婚，经济上的压力小了，接着读博能多一个选择的机会。”去高校也是吴笛的期望，“一方面专业不会丢，还有更多跟学生接触的机会，我是个喜欢热闹的人。”
“女性似乎还是更适合感性一点的工作，我们的学科越到后来，需要的逻辑能力越强，优秀的女性研究者也有，但是相比男性而言，还是要少很多。”吴笛这样给自己下台阶。
“读博面前男女平等”
李晓蓬就要结束在北京语言大学的博士生生活了。语言信息处理的专业需要大量的数学知识和较好的编程能力，这让一直念文科的李晓蓬应付起来有些难度。
李晓蓬把自己的博士生女同学分为三种人，一种是已经有了很好的工作，一边读博一边工作，读博完全是为了再充电，在既有的岗位上得到更好的发展；一类是工作不如意，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没有，或者压力很大，读了博士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还有一种就是她这样的，“不知不觉地一直读了上来”。
李晓蓬读博前，并没有什么清晰的人生目标，既然一直在学校念书，就不妨按部就班念下去。这种生活，简单纯粹。谈到自己以后的打算，她说自己没有很大的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可能我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没有什么目标，但每一步都会走好，不管这一步有多小。”
她很喜欢韩剧《浪漫满屋》里面宋慧乔扮演的智恩。智恩虽然刚一开始生活就遇到坎坷，但她能够走好每一步，认真解决遇到的每一个困难。“她稀里糊涂挺可爱的，没有什么大的志向，但也还算是踏实，最后也很幸福，我挺喜欢她的。”
和李晓蓬比起来，同样来自农村的吴巧平，今年成为北京化工大学的博士生，她的读博目的就要明确很多：“在职场，女性的待遇显然不如男性，就业压力要大得多，而起码在读博面前人人平等。”
吴巧平的家乡是西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身为小学教师的父母一边种地一边教书才把她和妹妹供了出来。她们的妈妈说：“在中国，不管什么时候，多念点书都没有错。”
读博前，吴巧平曾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过，这是一段不愉快的工作经历。她说，虽然女性同样认真，但是社会上普遍还是把更多机会无条件地给了男性竞争者。她举例说：“我曾多次表示自己可以出差，但是公司从来没有给过我机会，而男同事在这方面显然占有更多的优势。公司里组织考察学习，向来都是派我的男同事去，我没有参加过自己感兴趣的研讨会，也没有机会直接接触新鲜技术。”
吴巧平亲身体会到，在职场上女性似乎天然处于劣势，从求职到发展机遇到继续深造，竞争激烈的职场总是青睐男性。
厦门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叶文振说，大部分用人单位认为女性因生理特点会增加劳动成本，这无疑使得在同等条件下男性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也就导致女性常常想要在其他方面提高自己，从而获得更多可以和男性竞争的优势。
巧平的妹妹吴巧燕今年要从美国的俄克拉何马大学博士毕业了，学的是机械自动化。“总想要不断提高自己，这一点我们姐妹俩很像。”
“本科毕业时，相同条件下不如其他男生，但是读了研就不一样了，博士毕业之后，应该更好一些。”
“由于社会上根深蒂固的男强女弱的观念，很多女性不得不降低自己的标准，女博士和男硕士竞争，女硕士和男本科竞争的现象不可能瞬间消除。在实际工作中，社会对男女的标准是一样的，女性需要不断地提高自己，这是一种对社会激烈竞争的应对，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妥协。”祖嘉合教授这样说。
越洋电话里，除了互相叮嘱要经常锻炼保重身体之类，姐妹俩说的最多的就是未来。“我们总是想着毕业之后找份好工作，过更好的生活。我们互相鼓劲，肯定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的。”
“如果毕业之后能去高校当老师当然很好了，不丢专业，生活质量也更好。但是不去高校也行，找一份可以解决户口的工作，多挣点钱，早点把爸妈接到北京来。”
巧平坚信姐妹俩能够实现这样的愿望。“已经有学校开始想要巧燕来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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