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黄蕙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位列中共中央对未来五年科学发展的十大方略之首。对这个在毛泽东时代就多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的名词，许多人在似曾相识之感中确信，尽管是同一提法，但其内涵已大大丰富了。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胡锦涛用这短短20个字概括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国内外观察家对此评论说，这不仅勾勒出一幅令人向往的现代化的美丽图景，也契合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乡村社会的想象。
参与中共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文件起草的一些人士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则表示，这一提法的形成和最终提出，实际上表明了中共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路。
社会主义新农村之“新”
这一思路的形成，发韧于中共十六大。国家发改委产业研究所所长马晓河对《瞭望新闻周刊》说，十六大上，中央提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统筹城乡放在了“五个统筹”之首；一年后，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两个趋向”论断，指出中国已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在五中全会上，则正式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马晓河说，在“统筹城乡”、“两个趋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三者之间，有非常明晰的逻辑关系。统筹城乡是战略思路，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是战略取向，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战略的具体化。
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不是“三农”政策的一个方面，更不是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样，仅仅是搞“新村建设”，让农民住进小区。而是当前“三农”工作的一个抓手，是“十一五”乃至更长时间中国农村发展的总目标、总思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在哪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认为，首先“新”在新农村建设有一个全新的环境和背景，亦即我国已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要让公共财政大幅度向农村倾斜，让城市大门向农民敞开。他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核心的问题，是“钱从哪来？花到哪去？”关键是从中央到地方都要自觉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形成各级财政支持“三农”的良好氛围。
马晓河最近在四川作了一次调查。他说，100户农民在回答问卷时，完全愿意搞新农村建设的占28%，68%的农民表示只要自己不出钱就愿意搞新农村建设。这说明，新农村建设必须以政府为投资主体，才会得到农民的拥护。今后几年我国的“三农”政策应从“少取”扩展到“多予”，重点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资金问题。
新农村建设需要多少资金？根据马晓河在江西赣州、四川泸州等地25个村庄的调查，当前开展新农村建设，按照一定标准要满足农村道路、安全饮水、沼气、用电、通讯、广播电视等建设，扣除已经建设完成的投资项目，全国平均每位农民需要投资约为1700元到4900元，其中贫困山区、丘陵和一般地区投资需求较大，而城市近郊投资需求相对会低一些。
韩俊说，在城市带动农村方面，要将政府部门的职能真正延伸到农村。比如说农村的垃圾问题，50多年来没人管，现在北京市已要求市政管理委员会把农村的垃圾问题管起来。再比如，要将城市优质的人力资源导向农村。现在北京市在市区挑选了100所师资力量很强的学校与郊区的100所学校结成“一帮一”的对子，这都是有益的尝试。
“社会主义新农村”还“新”在它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综合概念。马晓河认为，绝不能把新农村建设片面地理解成“新村建设”，不是农民住进了小区就算建成新农村了。
马晓河说：“新农村之‘新’，还体现在它的以人为本上。”在他看来，新农村建设对“人”的尊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中央一再强调的“农民自愿”原则，二是培育和造就新农民。
“农民自愿”原则要求必须首先考虑农民的真实需求，问题的关键不是政府给农民什么，而是农民需要什么。新农村建设不能搞成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据马晓河的调查，目前农民最迫切需要的是路、水、电、气等短缺的基础设施。
“新农民”则是要通过发展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马晓河说，“其根本是要给农民一个平等的自我发展的空间。”
“中国就是欧洲加非洲”
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部分城市的快速崛起与部分农村的发展无力是两幅不和谐却相互叠交的画面，加上渐渐拉大的地区差距，让人们看到了城乡差距拉大加剧之势的危险。这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第一重深刻背景。
一组数据是令人吃惊的。2004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4∶1，若考虑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约为5～6∶1，而改革之初的1978年，这个比例是2.5∶1。这一差距反映的是发展上的差异。而城乡之间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设施上的差距则更大：农村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占39.1%，远低于城市65.4%的水平；目前，90%左右的农民是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全国还有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的厕所……
有一位专家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瑞士驻华大使，回国后有人问其对中国的总体印象。他说，中国有3亿多人口的城市和欧洲差不多，8亿多人口的农村和非洲差不多，欧洲加非洲就是中国。
过大的城乡差距在推进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堆起了一座大山，若农村凋敝了，农民贫困了，必然会危及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粮袋子”、“菜篮子”。谁又能想象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到50%到60%的水平，还有7亿到9亿人生活在落后农村的情形？
中国的国情，当前城市化中出现的矛盾，都令中国高层思考着到底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如何调整城乡关系，又如何进行乡村建设，为中国人的大多数农民谋福祉。
据权威人士透露，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法酝酿过程中，中央曾派考察团到拉美考察城市化问题，到韩国考察“新村运动”。拉美一些国家由于城乡差距过大在城市中形成大量贫民窟的现象，显然是中国必须设法避免的，十一五“建议”中特别强调城镇化必须“健康”发展，即含此意。
韩国“新村运动”的实践，则让中国的高级智囊们形成了一种认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同时是可以避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城乡发展差距拉大的。
有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韩国的人均GDP达到14000美元，城乡居民收入是1∶0.94，而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韩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始终是1∶0.8～0.9。以支持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内容的“新村运动”，是带来城乡和谐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权威人士透露，赴韩国考察“新村运动”的专家们回来后形成了“关于韩国‘新村运动’的考察报告”和“关于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建议”两份报告，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农村是拉动内需被忽视的动力
韩国在“新村运动”中，政府于上世纪70年代拿出10%的财政支出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很大的带动作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内容也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但我国农村太大，在这方面的欠账又太多。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城市人享受到的道路、供水、供电、学校、医院都是财政投资建设的；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却大都是农民自己投资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统计，全国10个特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0%，但世界银行推荐的合理比例应该在15%以下。当城市之间相互炫耀攀比豪华的城市广场时，许多农村的孩子却因学校资金缺乏不得不在危房中读书。
国家对农村的基础设施进行投入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作为公民，农民具有和城里人一样的享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权利。同时，对农村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入，也是拉动内需、启动农村消费的需要。
马晓河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已出现下行趋势。若要开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周期，农村则是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
从投资看，拉动这一轮经济增长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会相继完成，钢铁、水泥、汽车以及电力等产能将很快出现过剩，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会太大；从出口看，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的影响，今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减弱；从城市居民消费需求看，我国城市居民的新增收入更多地用于储蓄而非消费，依靠城市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也不足。
“在这种情形下，农村却潜藏着巨大的投资和消费空间，简直可以说是‘饥渴’！”马晓河说。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投入，正好可以消化过剩的产能，不但直接形成GDP，而且还能推动农村消费。事实上，最近几年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一直高于城镇居民，2000年到2004年，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75.3%，而同期市民为69.5%。农村在耐用消费品方面还存在着庞大的市场空间。目前我国农民平均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除摩托车外，大多都不足城镇居民的50%。
“对于农村消费来说，用‘给点阳光就灿烂’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一条乡村道路建设可以带来村民购买摩托车的热潮，村村通电、通水、通电视等可以大大带动农民对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的消费。”马晓河说。
事实上，2004年以来“两减免、三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已使农村消费明显回暖。2000年到2003年，我国县及县以下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总额每年增加量只有1000亿元左右，而在2004年增加量达到2312亿元，今年前7个月同比又增加了1480多亿元。
马晓河预测，如果能够得到新农村建设的推动，“十一五”期间农村每年则会平均增加4000多亿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加量，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新增贡献将达2个百分点以上。
一个新提法一个新时代
“社会主义新农村”提法出台之前，为破解“三农”难题，一些地方已进行了乡村建设的实践。如上海的郊区城市化，城市郊区化，郊区农村的收入甚至超过城市收入；浙江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等等。
韩俊对《瞭望新闻周刊》解释说：“我国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客观上已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阶段，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被提出的一个重要背景。”
他指出，从国际上看，许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经历了由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转向对农业进行保护的过程。改革开放前，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部门取得巨额资金；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后，农地在低水平估价下大量转为非农地，农民工又长年保持极低的工资水平，这二者对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贡献都是巨大的。可以说，中国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的积累，无论是资金之巨还是时间之长，都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明显增强，对农业提供支持和保护的条件已初步具备。这从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可以一目了然：2003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前汇率计算达1000美元以上；农业和非农业的产值结构约为15：85；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50；城镇化水平为40.5%。这四项指标表明，我国已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进入这一阶段，不同的国家都根据各自的国情对农业进行反哺。
另一方面,从财政收入来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不是无源之水。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直到1997年之前，财政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到只有1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完全由财政来承担农村公共品投入是不现实的。而到2004年,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加总，已占到GDP的近20%，加上预算外财政,整个财政规模占GDP的比重近30%。这样，由国家财政主导提供农村公共品就具备了一定条件。
近几年，国家已经开始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农业税逐步取消，“皇粮国税”退出历史视野。2004年的“两减免、三补贴”政策使农民直接受惠451亿元。2005年政策力度加大，农民直接受惠比上年又增加251.4亿元。这都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渴望富饶文明的农村，要迎来一个公共财政阳光普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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