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永胜
日本的民族性格一旦形成“集体非理性”，危害极大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在2005年中国外交全面收获的喜人局面中，处于冰点状态的中日关系显得非常扎眼。尤其是，从日本近来的形势发展来看，两国关系还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9月11日，执政的自民党以多数优势赢得了大选。这表明，日本选民对小泉的强硬路线是肯定的。10月31日，小泉宣布改组内阁，新内阁的最大特点就是进一步右翼化。这其中，以典型的右派人物安倍晋三出任官房长官最具代表性。最新民调显示，反对小泉续任首相的人数高达53%，而支持安倍出任首相的却超过半数。日本国民在“强硬”与“更强硬”之间的取舍，明确无疑地向世界昭示了日本民意进一步右倾化的趋向。在此情况下，正视“日本问题”中的民意因素，成为对日外交不可回避的问题。
民意的“集体非理性”
在选举政治的运作模式下，政府的决策与其说是反映着政客的立场，不如说是迎合了选民的口味。就外交而言，作为国家“法人代表”的政府，其决策都是以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宗旨的，而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争端无疑最符合国家利益，因此一般来说，政府的决策都还是比较理性、温和的。
相比之下，民意却表现出典型的“集体非理性”特征。由于普通公民在法律意义上并不承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他们对于国家政策的选择，更多的是表达个人意愿和宣泄个体情感。结果，民意的政策选择大都比政府明显强硬。需要甄别的是，这种强硬虽然貌似“爱国”，其实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后果则可能导致“误国”，甚至“害国”。
就日本而言，如果从正面上说，其民族特点在于，国家意识强、危机感强、注重内部团结、富有凝聚力等；如果从负面上说，则是偏狭、自私、缺乏正义感和包容意识、自尊心过强、易狂热等。这样的民族性格一旦形成“集体非理性”，危害更大。在此情况下，如何争取日本民意朝着有利于中日关系的方向发展，就成为中国对日外交的重要任务。
日本民意：从历史到现实
从历史和现实上看，日本民意在中日关系中都扮演了非常复杂的角色。历史上，日本曾经发动了给邻国造成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对于战争责任，我们传统上一直将其归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的倒行逆施，普通的日本国民不仅是无辜的，而且也是受害者。
事实上，普通的日本国民固然是战争的受害者，但他们同时还是战争的狂热支持者和参与者。其对战争表现出的高度“热情”，在世界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反战力量当然也不是没有，但其声音之小，可以说完全淹没在战争的狂噪声中。
对于上述现象，我们过去大都将其归于“受军国主义毒害”的结果。“受毒害”固然是事实，但考虑到时至今日本社会仍然不肯对战争作出深刻反省，而认可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人却一直占半数以上，那么将当初的责任简单地归于“受毒害”，显然缺乏说服力。这样的“受毒害”，与其说是被动接受，不如说是主动要求。
其实，当年日本各界对战争的分歧，主要并不是从道义上质疑战争的正义性，而是着重讨论怎样的战争规模才最符合日本的利益，以及如何分配掠夺来的财富才“最公平”等。承认这一点，虽然对于善良的人们来说可能很痛苦，但事实确是如此。
争取民意是对日外交重要课题
在此情况下，争取日本民意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与政府立场相比，民意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它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其实就是“社会思潮”“时代思潮”的一部分。因此，它一旦形成，就不是一朝一夕、甚至一年半载就能转变的。这就意味着，争取日本民意朝着有利于中日关系的方向发展，对于我们来说将是一项非常复杂和艰巨的外交工程。
不过，虽说民意在初级层次上呈现出“集体非理性”特点，但并不是说人们只能对它听之任之。只要措施得力，工作到位，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中国驻日大使王毅在刚刚履新时，就前往普通日本民众家做客，这无疑是有助于争取日本民意的做法。近年来，诸如“中国文化年”之类的活动在世界各国不断举行。其实，这样的活动，对于一向对中国缺乏理解和信任的日本民众来说，显得更需要。笔者认为，既然争取日本民意对于改善两国关系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那么在以后的对日外交工作中，就不妨加大这方面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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