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禽流感引发强烈关注。农业部部长杜青林撰文说，“辽宁黑山县的疫情形势严峻，扑灭难度大，防控任务艰巨。”杜青林还强调说，“当前局部疫情确实有扩散蔓延的可能。”
11月10日，记者赶到黑山，从这里微观层面观察，农业部部长杜青林担忧的复杂情势是，疫情在未被证实是禽流感之前，一个偶然的空当，当地政府部门面临的局势颇为复杂——鸡农与鸡经纪人在一场尚未完全证实是“禽流感”，还是“新城疫”的前提下，选择了各合乎自身利益的行为。这成为导致“局部有扩散蔓延的可能”。所幸，杜青林的警告迅速成为一种严厉控制的开始。而一段空当，仍值得注意——中国农业与农村，还有农民的现实，在禽流感现实下，呈现的复杂性超过想象。
记者◎朱文轶
被“鸡产业”主宰的黑山县，从地理上看是一块形状不规则的行政区。主干部分是块将近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南边各有一块几百平方公里的钳形地块。邻近北宁市的北部有一部分土地楔入其中，它们是互为繁荣的邻居。黑山是辽宁最大的生鸡供给地之一，北宁则拥有众多家禽深加工的基地——这是条简短而有效率的产业链。
黑山北部的土地肥沃。不过它仍然有赖于养殖。黑山县最多的农作物苞米几乎全部被当作饲料，而大量鸡粪则被运往北部村镇用于那里的大棚种植。
这和人们想象中那个以散养为主的亚洲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主导下的县城迥然不同。因为衡量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依据之一，就是，饲料作物的种植面积是否占农业耕地面积的70%以上。另外，就规模而言，黑山县小一点的养殖户，家里也有1000只以上的鸡。它们被关在统一定制的笼子里，虽然主人的房间往往和鸡舍相邻，但统一饲养、批量销量。如果北宁市的沟帮村某一天生产熏鸡的原料紧缺，台、围城或者另外一个村子的“下架鸡”会在半天之内被收集到足够数量，并发往几十公里以外的订货点。
要用“养殖过分密集”来解释禽流感最终在黑山绝大多数乡镇大规模爆发并蔓延到周边地区的原因，情况也不完全属实。拿记者所到的疫源地黑山县八道壕镇来说，村与村之间被广袤的土地间隔，最先出现疫情的台村和第二个被传染上的秦屯村距离超过10里地。弄清楚到底是什么给疫情在开始的扩散提供了可乘之机，恐怕也有助于弄清富有中国特色的农业转型给予一个县城的真实挑战。
谁是肇事者？
11月10日，大规模扑杀三天后，黑山县多数村镇已经没有了往日鸡飞狗跳的热闹。但在回忆里，这里过去的一段时间，比现在复杂得多。
10月26日一大早，太和镇太和乡的养鸡户李超和妻子俩人照样把一万多只鸡的粪便清到门口。拉鸡粪的人要把这些粪便卖到黑山县以北的新民市，新民提供了周边城区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日常蔬菜消费量，那里的种植大户一家就有2000亩以上的大棚蔬菜。还有一些大棚里栽种葡萄。作为“扣大棚”最好不过的肥料，鸡粪相当抢手。
李超说，所有的养鸡大村，拉粪车都要一一经过，从八道壕、太和到芳山。很可能前天刚刚去了台——26日，那里的鸡差不多死光了，不过粪便还在。并且对台的戒严封锁是从10月27日开始的，之前没有人禁止过任何车辆不让通行。10月27日，锦州方面以“疑似新城疫”将台定为疫区实行封锁，李超打开鸡舍喂鸡，已经发现有只鸡打蔫了。不吃东西，鸡冠倒在一边。“下午，再看，几百只死成堆了。”
黑山县事实上到了禽流感大面积爆发的前沿，但当时没有人提醒那些拉鸡粪的人和养鸡的人——在他们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这样的举动却极其危险:鸡粪是禽流感病毒最致命的携带者。“H5N1禽流感鸡只粪便中的病毒含量非常高”，在香港从事禽类流感研究三十多年的微生物学专家邵力殊说，一克病毒粪便可感染上百万只鸡，依据世卫数据显示若成人传人模式一人可感染20人。这的确比SARS还恐怖。
比鸡粪利润更大的，还有疫区全面封锁前的活鸡和那些怀疑被感染上“不明疾病”的鸡。
李超说，一只活鸡市场价每公斤5.2元，一只死鸡就不值钱了，而如果死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加工成“白条鸡”，却还能按市场价来卖。关键是当第一只鸡的死亡10月7日在台村村民史学军家里发生的时候，没有人能知道自己家的鸡什么时候会染上这该死的病，变得一钱不值。比死亡传递更快的是恐惧。于是对财富缩水的恐惧让黑山县的养鸡户们争先恐后地进入一场与瘟疫的比赛:“谁都想在鸡倒下之前，把所有的鸡都处理掉”，李超说。
这是鸡贩子们的一个机会。围城村村民张连忱的亲戚是台村村民，他10月7日当天就接到电话被告之“发鸡瘟了”。他说，鸡贩子们于是变得很吃香，“只有他们有渠道，在短期内向外面送出大量的现货”，“离台村更远的秦屯村，养鸡户害怕得更厉害，到10月中旬，一只活鸡最高3块，最低2块多钱就出手，鸡贩子们见有利可图，死鸡也开始收，一只3毛到7毛钱”。
从10月7日到10月27日，黑山县八道壕镇的鸡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供需两旺。围城村的鸡蛋经纪人张纬军说，这期间每天有上十辆“柴三轮”在台、秦屯、望北楼各个村子之间来回穿梭。一些鸡贩自己车不够到周边县市去借车。这种“柴三轮”比五吨卡车的运载量还大，一次能拉满2000只以上鸡。“他们装鸡的笼子都不够了，甚至连夜去找北宁市北镇的鸡笼厂商去批量订购鸡笼。”“这20天时间他们挣了10万都不止”，张连忱说。
这些“生鸡”的目的地是北宁市的屠宰场、北宁北关的肉类加工厂、北宁沟帮子的熏鸡厂，有的被送到更远一点的阜新禽肉加工点。张连忱说，这些车日夜拉鸡，频繁往返于购销两地，歇都没时间歇，更不用说消毒了。
和台相邻的数十个村落中，第二个染上禽流感并且疫情严重的秦屯村不是距离最近的。一名村民猜测说，10月26日刮起了北风，秦屯在台的南面，于是首当其冲。这也许是原因之一。更复杂的现实是，病毒传播链里的自然规律似乎被更多外因干扰了。
寡头，中国式的鸡经纪人
无疑，整个黑山都很伤心。持续发展几十年、给他们收入带来好转的养鸡业被突然中断了。
两三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嗑着瓜子在围城村的土路上逛荡。收鸡蛋的经纪人张纬军说，这些都是他的手下，他收鸡蛋的时候帮忙验鸡蛋的。这也是一门技术活，鸡蛋收购的价格取决于它们的成色。他还一口气说出了黑山22种行业的人会因为这次禽流感而面临失业，“养鸡的、贩鸡的、拉车的、生产饲料的、买卖饲料的、卖兽药的、做兽医的、生产蛋托箱皮的……”
张纬军是辽宁海城一家禽蛋收购商在黑山的总代理。他说，八道壕镇里有许多像他这样的本地人替广州、厦门的大老板做代理的。他们大部分都在首发禽流感的台村。这里的养鸡量超过100万，产蛋量也首屈一指，于是自然成了黑山县的一个交易集散地。“1200箱鸡蛋差不多可以装满一个集装箱，装满两三个就发货。水路送瀛口市瀛口港，陆路走102国道上高速，送往南方。”
台到黑山县的路原先和所有村里的路一样坑洼颠簸，以前一到下雨天只有驴车能过。据说，这些经纪人出于运货的需要凑钱修平了从胜利乡到台的8公里路。张纬军也出了2000块钱。
那些专营养殖的农民们没有更多的精力放在市场方面——这有赖于张纬军这些形形色色的产业经纪人。鸡贩子们被称为“鸡经纪人”，当地人也叫他们“领鸡车”的——他们所拥有的“柴三轮”的数量意味着生意规模的大小。台村的陈树友有3辆“鸡车”，这在当地已经很少见了。张纬军说，他垄断了台村所有的活鸡贩卖生意。他不光是鸡贩，还是寡头。11月10日，陈树友正被黑山县警方通缉。他参与在戒严前贩卖“死鸡”，被人举报了。
张连忱说，90年代初黑山的养鸡业刚刚起步，养500只鸡的就算大户了。那时候“沟帮子”熏鸡卖得很好，鸡的生产不足，“生鸡”成了紧俏货。北宁市的熏鸡厂商要来黑山订货要就要寻找“中介人”。据说在当地派出所有点关系的陈树友开始干这一行。“当时是卖方市场，有个行规，是一个地区只能跟一个人”，张连忱说，如果你这次找了陈树友，下次绕开他直接跟客户谈生意，你不光会失掉这个地区的货源，还可能被陈树友找来的人暴揍一顿。
90年代供给方的紧张，使得到八道壕镇来拉鸡的车，最远有来自河南新乡的。被收购的“生鸡”接着又千里迢迢运往海南省。禽产品加工业正成为海南一些城市和农村的支柱产业，“文昌鸡”比辽宁“沟帮子”熏鸡的销路还要广。河南新乡本身也是养鸡大县，但它自身的产量供应不及，便向养殖业的新兴地黑山收鸡。这个状况到90年代后期有所改变。河南河北养鸡业这些年的势头很猛。黑山的养鸡量也成倍的翻番。它们更多地供应辽宁本地市场。
养殖户增多，本地竞争加剧。掌握市场销路和人脉的陈树友们仍然吃香。同时黑山县的“鸡经纪人”也多起来，张连忱说，一个镇平均有15个经纪人，黑山20个镇加起来有300多个。张连忱和陈树友最早都在沈阳干瓦工，关系不错。因为一回陈树友的出价低于另一个经纪人的，张连忱把鸡卖给了别人，陈树友就再没有给张介绍过生意。张连忱说，“陈树友跟黑山动检站有些监督员的关系不错，如果你有一次不通过他把鸡卖给别人，他马上就给‘动检’打举报电话。不要十分钟时间，这边还在往车上装货，‘动检’的人就来了”。“这些外地来的车大多没有主动报检，一罚就是几千，还要顺带罚经纪人的。这样一来，没人敢得罪陈树友，更不用说抢他的生意了。”
台村村民告诉记者，从10月7日到10月26日，陈树友一个人就有六七辆车在同时往外运鸡。村民们要想把家里岌岌可危的鸡尽快出手，也只有通过陈树友。这个村民说，村子里的背地里都在议论，是常去外地送货的陈把病毒捎进了村子。“大伙都挺恨他。很可能是有人把自家的死鸡卖给他之后，又打了公安的举报电话。”
这时候，谁也逃不开猜测。另一名村民埋怨说，收蛋的也有责任。那些天，蛋和鸡一样被大量贱卖。那些收蛋经纪人同样比平时忙活。他们把成摞的蛋托发放给村里的每家每户，第二天去收齐，发往台，装箱，又把空蛋托再从台捎回，发给村民，“这些东西从来不会消毒”。
经纪人、寡头。他们靠鸡产业的中间环节牟利，黑山县养鸡经济的兴起和活跃靠这些人帮过忙。但在出现疫情的重大时刻，他们又的确成了难以防范的隐患。
禽流感时期的婚礼
11月12日，围城村的张纬军邀太和乡的李超去10公里外的芳山镇参加一个叫雷莉的朋友的婚礼。新郎是阜新人。几天前阜新也出现禽流感疫情，两个疫区之间往来不便，喜酒就在新娘家里举办了。雷莉也是一个收鸡蛋的经纪人，张纬军和李超都是很早就在生意上跟她有往来的朋友，俩人各随了200元的喜礼。
喜宴丝毫没有被疫情影响气氛，除了在酒桌上找不到任何和鸡有关的菜。不过，一半以上来随礼的客人都是从事和鸡有关行业的，他们的话题当然主要围绕这场禽流感。他们更关心的是，政府补偿款什么时候到手？过多久可以重新投产？这显然也是张纬军邀李超同行更真实的目的。张纬军说，这个时候鸡蛋市场行情低迷适合进仓，疫情一过，市场上的鸡蛋总量骤减，肯定是一轮暴利期。但现在货源是个难题。李超是太和镇第一号大户。鸡虽然都没了，张纬军知道他手里积压了不小数量的存蛋。不过，到酒席结束，这笔交易还是没有谈拢。张纬军嬉皮笑脸地说1.2元一斤他全要，这个价格看起来李超没法接受。他低声说，1.8元他仍然有很多的买家。
这顿饭李超吃得不算开心。饭桌上有个人老是挤对他。张纬军后来告诉记者，挤对他的人是个卖雏鸡的，他的鸡都是李超批给他。可能喝了点酒，他总觉得李超以前卖的价高，便借酒劲出出气。
近来让李超觉得不顺心的事情还不止这顿饭。他很懊悔因为自己的冲动亏了6万多块钱。他说，“10月27日家里出现死鸡，死了一半，我开始找人把后院的鸡出手，3块8毛钱一斤，卖了4万块钱。”“我要是能熬到11月6日，政府统一扑杀，一只补偿10块，怎么着也能收回10万块钱。”
李超说，全面扑杀活鸡对黑山县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后期的扑杀任务太重便由各家自己报数。让李超和许多黑山人感到不大平衡还有，“黑山有个村的大队书记家里只有800多只鸡，给上面报了4000只。我们村只有一两户人家零散养了几十只鸭，结果最后公布的补偿表上，写着500只”。
张纬军说，10月27日锦州对台出现的疫情定性为“疑似新城疫”之后，也要求对鸡进行扑杀。当时补偿是参照以前禽流感的标准，一只鸡补5块钱。在10月7日出现鸡死亡后，有村民自己接种了疫苗——这显然没有任何作用，任何疫苗也要在14天到15天才能产生免疫力。但到要求扑杀的时候，这些打过疫苗的村民坚持不杀，说“鸡在人在”。黑山政府还是让了步，据说，当时的要求是“自愿”，“想烧的烧，不想烧的也可以不烧，只要自己做好疫情控制工作”。这一轮村民和政府的博弈中，村民胜了，30%甚至更多的鸡没有被烧掉，有些被藏了起来。
秩序在具体执行时显得混乱。李超说，一些养鸡户为了拿到更多的补偿款，把鸡装在麻袋里，报上数目，又趁人不注意在烧之前偷偷把麻袋搬回家，再从家里运到亲戚家，再报一遍数目。全然不顾这些很可能是病鸡，携带致命的H5N1。
还有大量已经染病死亡的鸡被放在鸡笼里。因为到10月26日，一些村民得知国家补偿的标准有可能翻倍，他们决定把死鸡搁在家里，等另一批人过来查数。张纬军很生气，“这些死鸡一直放在家里，直到11月6日全面扑杀”，“那几天又刮北风，谁知道病毒会被吹到哪里？”
让下去处理疫情的官员很头疼的是，疫情开始的半个月时间里，黑山县充满了各种勾心斗角，这让各项防疫工作充满了阻力。
李超两口子也是半夜把病死的鸡偷偷摸摸拉到山沟里去扔了，小车一趟推不了多少，5000只鸡连续两天从上半夜忙到凌晨五六点钟。“在村子里死鸡是件丢人的事，谁都不愿意声张”，李超说，他家死鸡的前一天，他看到隔壁的谢成荣在不声不响地给鸡喂药，他也没在意。第二天他去隔壁打探风声，才知道两家的鸡都死一大半了，“老谢家还没敢把死鸡往外搬呢”。11月13日，黑山县动物防疫站站长杨起军对记者说，他早上接到一个电话，有人举报说黑山镇一间废弃的土产公司院内有6000只鸡没有杀。“我一听，这可是大事。喊了好几名防疫监督人员去了。到那儿一看，压根没这回事，那家是有6000只鸡，不过早扑杀了。”“可能是他家多领了一些补偿款，也可能是他家还养了不少貉子，在这个所有黑山人差不多都赔本垫底的时候还有些经济来源，让人眼红。就想折腾一下这个养鸡户。”
“管鸡”之难
杨起军感到人手不够了。目前全黑山县外围16个防疫关卡，里层各村镇一共180多个消毒点。“我们‘动检’下面两套班子，动物防疫监督检疫所和动物检疫站，全部人手都上，也不够。”
没有突发疫情的时候，杨起军又觉得手下人多得根本养不活。他说自己1987年到这个单位的时候，一共才20多个人。现在包括10名退休人员和30名下岗人员已经超过90人。“人还在多。每年总要安排一些家属子女进来，还有部队复员转业人员和当年的中专毕业生，一些关系户你也没办法拒绝”，杨起军说，在黑山这样的养殖大县，动物检疫站是个听起来不错的单位。
这些人手应付2000多万只鸡是件费力的事情。杨起军说，猪的检疫已经有一套相对严格的标准，要同时具备临床健康证明、当地基层防疫站的产地检疫证明和境内辖区的非疫区证明，三证合一，才能获得由他们签发的出入境检疫证明。“但鸡的群体太大，一只鸡一个免疫卡不现实，所以往往只依赖于乡镇的免疫档案，就是你那里是不是疫区。从这次禽流感来看，从出现疫情到疫区划定中间有不短的一个时间，对那些运出境的鸡，只要不是死的，是不是有病你很难判断。”他说，另外拉猪的车装载时间长，装满一车二三百头要走遍一个村才能收齐，只要有人举报，检疫人员很快就能到现场，“鸡则不同，一家就能装满一车，又是短途运输，很多人还在后半夜运输，往往不好控制”。
同时“动检”一直面临着自筹经费的压力。杨起军说，国内关于动物检疫这一块的体制还没有捋顺。比如他们站，在黑山县属于畜牧局，又相对独立，在市里归农委管，到省里又由省动检管辖。虽然90个人都是编制内名额，却没有任何财政拨款。所有员工的工资都自收自支。杨起军说他们确实面临沉重的经济指标，“100块钱罚款里，40%上交县财政，60%作为办案经费由动检站自由支配”。
围城村的一名猪经纪人张汝川说几年前他的儿子一次因为帮外省进一批货，没有报检，被黑山“动检”查到了，罚了拉货的人，也要罚他300块，他儿子晚上从“动检”的车上跳下来逃跑，结果掉进了黑山县羊肠河冬天冰冷的河水里，差点被淹死。他对记者说，他怀疑“动检”的公正。因为一次他以更低的价格替客户进了一批猪，结果得罪了同行，“没来得及出屯子就被‘动检’截住了，车被扣了，求了半天情才少罚了一点”。
“外面的大车来拉货，都要通过经纪人，大车一来，就是一笔财富。一头猪提成5块钱，大车一拉就是200头，扣掉成本，经纪人一次就能挣300块钱。所以经纪人之间抢客户抢得厉害”，杨起军承认，以前的确有经纪人为了巴结“动检”人员而行贿的，也有“动检”人员以结婚、上梁为名向经纪人索贿的。2002年，黑山“动检”曾经为此处理了一批被群众举报的人。“现在应该没有这种事情了。”
而在养殖业占农业收入53%、防疫任务繁重的黑山，尤其遇上禽流感这样的重大疫情。“来自我们‘动检’部门的任何一点漏洞，都可能成为防疫的致命危险”，杨起军说。
兽医，还是兽药 批发商？
李超坚持说，如果不是打疫苗，他的鸡可以挺到15日，可以拿到国家补偿，不至于损失惨重了。
李超是10月14日知道了八道壕镇台村发生大规模“鸡瘟”的消息。当时有传言说是新城疫，但李超凭自己养了近十年鸡的经验推测是“新城疫”的可能性不大，“新城疫已经不是个难题，有血清、抗体、干扰素这三样，三天之内就能控制处不传染”。传到李超耳朵的消息是，“鸡瘟”好像有些失控了。
李超便和邻居谢成荣一起坐车去黑山县兽医站买疫苗。“至少有百八十号人挤在门口，也没人排队，都往前挤，但8块钱的疫苗很快就卖完了。兽医站的人告诉我们，明天又有货到，早点来排队”。连续去了三天，都没有轮到他们，就又没货了。李超和谢成荣等到10月25日只有到个体兽医那里去买了同样一种型号的疫苗:H5N28灭活疫苗。价格也涨到了40块一瓶。兽医杜庆祥说，N28是针对弱毒株的禽流感，这种疫苗不光不能防疫，反而可能恶化疫情。
谢成荣说，他们抱着那些疫苗回家像打仗似的，抢着打，“心里总想着，打一针保一个”。后来，李超说，事实上25日已经有鸡染病了，打疫苗的针等于将病毒由一只病鸡体内带给了另一只健康鸡。第三天（27日），鸡就出现大量死亡了。
“防疫的重中之重应该在基层”，杨起军说，在通常的疫情预案中，一旦出现异常，由乡级兽医站防疫员，报告给县站，再逐层上报。给鸡开具“乡镇免疫档案”的权力也在这些基层防疫员手里。“但我们的情况是，这些兽医站防疫员全是义务的。农业税改革之前，各个乡镇还可能每个月从农业税里拿出三五千块钱来支付他们的日常开支，农业税取消后，这点钱也没有了。经济条件好的乡从乡财政里一年拿出有限的300块发给他们”，“事实上，基层防疫成了农村整个防疫链条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10月26日，八道壕镇兽医站站长赵永和在接受地方媒体采访时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这次只是跟以往略有不同的新城疫，因为基因有所变异。11月8日，赵被黑山警方带走。
知情人说，1996年黑山县兽医站下岗分流，一部分兽医主动下岗开兽药店了。1996年，黑山的养殖业如日中天，兽药的支出也是水涨船高。杜庆祥说，除县兽医站外，黑山21个兽医站都实际上承包给个人了，290个在编兽医成为实际的兽药批发商。他们采购和出售兽药、疫苗为自己挣得工资。知情人称，一些县兽医站内部人员有可能将国家下拨的疫苗卖给个体，再由个体高价出售。
记者在黑山县城惊讶地看到，一条街上密集地布满了七八十家大小兽医诊所。它们全都兼卖兽药。张连忱说，很多原先兽医站工作人员的亲戚都参与到了这门一本万利的生意当中。张纬军还是黑山禽蛋协会会员，他说，兽药店和兽医诊所的资格很容易取得，只要一个牧校毕业证明就可以开业上岗。“而这种证明花2万就能买到。”
10月26日，国家全面重视并介入黑山县禽流感疫情前，各个私人兽医站出售的各色禽流感疫苗黑市价被炒到70块钱，已经是这个混乱市场“充分竞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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