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员到学者"现身说法"

　　一些中国官员退休之后开始主动脱离官职，选择了学者作为自己的新身份。

　　外界也多把赵启正称为学者型官员。而与其说是官员，嗜书如命的赵启正更像一个学者。赵卸任前，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他在上海有80箱书，是那种装电脑的标准箱，"我的一大苦恼就是书没地方放。我一天不看书，就好像一天没吃饭。"

　　那段时间，赵启正同时在读三本书:一是再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二是中国作者单纯写的有关宗教哲学的书，"这本书写得非常有水平，可惜识货人不多";还有一本是最新翻印的1900年在日本出版的一本书叫《新渡户稻早》，是研究日本文化缘起的。"了解他们，好和他们对话啊。"

　　"我跟赵启正比较熟，听过他在国际场合的讲话，他批驳及澄清某报告在核武器制造等方面对中国的歪曲和攻击，不是喊一般的口号，真的是学者型官员。感觉他研究得非常深。"一直关注赵启正对外工作表现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实际上，马振岗本人即经历了从高官到学者的转变。他是中国驻英国前大使。马振岗表示，在外交系统，很多高官退休之后选择进入高校或者研究机构已经成为一股潮流。其中，最有名的是他原先的同事，中国驻法国前大使、现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

　　马振岗说，"我们退休时都经历了从官员到学者的转变，我是63岁，吴建民是64岁。"

　　他坦言心迹，做了一辈子政府工作，长期受祖国和人民的培养，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收获，不从事一线以后，还想为祖国和人民做一些事情。60来岁是工作经验最丰富、最成熟的时候，虽然受退休制度限制，在一线不可能继续工作，但可以在二线继续发挥作用。

　　"老伴说我比当大使的时候还忙，这个礼拜已经开了五个多边和双边的对口会谈和研讨会。虽然忙，但乐在其中，精神状态特别好，能为国家做点事，比闲着好，同时自身也能跟上形势和时代发展，不会落后。"马振岗说。

　　马振岗认为他们从官员到学者的变化比较自然，他一下用了五个"更"来概括变化，"所面对的领域和研究更加开放和深入、更超脱、更前瞻、更有建设性、更有助于了解各方面人士的真实想法，提炼一些思想和建议。"

　　另一个比较成功进入学界的人是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就任外交学院院长后,吴受到了校内外的极佳评价。当了外交学院院长后,他最想为学生上的就是"交流"课,因为"这方面很薄弱"。而他觉得,在走向世界时,学会与人交流,学会与人沟通,不大叫大喊而使人信服,显然十分重要。

　　高官执教的争议

　　近年来，省部级高官退休后进入高校任教更是蔚然成风。

　　和退休官员"下海"现象一样，退休高官进入学界，同样引起了人们的争议。

　　有人认为领导干部卸职从教，是"能上能下"的表现，疏通了此前为"官本位"观念所淤塞的退出通道；也有人提出，官员当政期间从教多半是兼职教授，而现在要转为专职教授，身份变成了专门的学术研究人员，应该重新核定资格。

　　支持者说，目前不少大学的学院院长，尽管学问不错，就是没有本事弄来资源。这是这些学院发展的致命弱点。其实，大学不缺少专家，却真的缺少有管理才能和能够带来资源的领导。

　　同时，这些高官进入大学，也能够促进大学专业方向的调整，找到人才培养的未来方向。大学培养自己需要的研究型人才毕竟是少数，更多人才要走向社会。因此，他们进入大学，不会影响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反而会为大学人才带来出路。

　　"这是中国官本位造成的，为什么那么多大学争着请官员，就是看中他们手上的资源，而美国高官退休之后，很多大学还不要。"一位人大的知名学者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反对者还提出，学术成就应是大学选才用人惟一的出发点。基辛格出任国务卿之前就是哈佛大学教授。但当他卸任国务卿想回哈佛当教授时，却被哈佛拒绝，原因是他提出不上课的要求，假如我们为这些基本不上课的卸任高官开辟从教的"绿色通道"，是否也会让大学面临相似的尴尬？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谓有大师之谓也。同理，大学也并不是有大官之谓也。无论如何，只看重卸任高官的'关系资源价值'而非学术价值，并不是对卸任官员的真正尊重。"

　　官学商

　　在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制度，一个人一旦为官，便终身为官，从党政系统再干到人大、政协，而有的人即使在所有位置上的任期都干满了，也不愿意离开。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总的来说,过去高官退休后进人大、政协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没有好处,现在他们为学、为商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作用，高官退出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多，甚至会形成一个机制。

　　一般来说，退休官员除了进入人大、政协外，还包括"下海"，或者进入各种带有官方色彩的行业协会及学术机构。

　　马振岗说,自从我们国家严格执行退休制度以后,越来越多的官员选择了与原来进入人大或政协不同的退出路径:有的进中央直属企业工作,也有的给地方政府和企业当外事顾问,帮助"走出去";有的进入民间研究机构,还有的从事扶贫工作。

　　而北京大学电子政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凤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官学商三界，就像人鬼神三界，一定要分清楚，中国的现象是官既可以为学，又可以为商；学，进可以为官，退可以为学，这就造成基本社会分工体系的紊乱。

　　"不能强化中国能者通吃的格局，对具有某种特定身份的人来说进入学界特别容易，而这在另一些人，可能要穷一生之力，学问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杨凤春表示。

　　持相反意见的竹立家，将退休官员为学为商解读为，与国外先进经验慢慢对接的一种表现。

　　竹立家以日、美为例,日本55-60岁退休的官员,很多都安排到国有大型企业担任董事、监事、顾问、副总裁等职,发挥他们的能力和资源优势,也使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晚景。这也是日本公务员队伍比较稳定的一大原因。而美国的官员是选举制,官学商是一个敞开式的开放对流。在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80%左右的教授都有政府高级官员的背景，包括玻利维亚前总统、加拿大前总理等。

　　"中国高官退休之后通过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为新东家争取利益对双方都有好处，这是好事，应该鼓励和提倡。"竹立家说。

　　竹认为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我们的高官和发达国家的高官有区别，发达国家的高官大都是社会的精英分子和通才人物，政、学、商三者之间的知识水平在一个档次上，而且互换的障碍也很小，而我们不少干部是纯粹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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