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慧：那个报告是初步调查的，所以它不是结论。

　　记者：你们的结论是什么？

　　杨慧：我们由于对于他的照顾，我们少收了不少钱。

　　记者：少收的钱就是结论？

　　杨慧：对。

　　记者：能否解释一下什么样的情况可以使得输血费一天最后在收费单上达到了94次？

　　杨慧：这个具体问题我没法回答。

　　记者：那您明白的问题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吗？

　　杨慧：在目前为止我只能说这些，你还想问什么问题我们具体工作的同志给你解答。

　　解说：院方安排了这次调查的具体经办人——哈医大二院物价科科长高松接受采访。

　　高松：我又不是医疗口的人员，我一个管物价，就是管这些政策的，别的我都不管的人，你说让我挑头来干这个，我都觉得你说我能拿起来这个工作吗，你看你现在问我，有的时候我真是，不是说不回答你们，我确实不是医疗口的你让我说，我根本不明白，我也说不出来。

　　解说：记者向医院提出，希望采访一位懂医疗并了解这起纠纷情况的负责人，医院连续三次安排了分管医疗的副院长谭文华。

　　谭文华：我不清楚这个事情，具体情况我不了解，我没有参与这个事情。

　　记者：我们反复跟院方交流，比如说在这次院方需要有一个懂医疗而且懂管理的干部来介绍这次事件，但是连续三次院方都推荐了不了解情况的您出来接受我们的采访，这个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谭文华：我想我跟您回答的问题我都说清楚了。

　　解说：病人住院费用明细单上出现的种种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几百万元的医疗费究竟是怎样花出去的？就在我们向医院多方求证却不能得到明确答案的时候，病人翁文辉的主治医生王雪原找到了记者，表示愿意说出他所知道的真相。

　　记者：你决定把你所知道的说出来，是什么让你做这样的决定？

　　王雪原：我想我要做一个对得起自己良心的，对得起自己良知的医生，那么以前我不知道也就罢了，今天我了解到这个事情的一部分真相，我看到了这样一部分的事实，我就要把这样的事实说出来。

　　解说：王雪原，哈尔滨医科大学在职博士研究生。四年前，王雪原来到哈医大二院心脏外科ICU工作。在翁文辉住院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作为他的主治医生，王雪原参加了大部分的抢救治疗工作。就在这段时间里，王雪原看到了一些让他难以理解的事情。

　　王雪原：整个的医嘱跟这个帐单如此大量的不符，那么现在看到的那是触目惊心，第二点在整个的治疗过程中存在着对患者这个医疗资源的这种浪费的现象，实际上确实患者家属他的经济实力很可观，但是你这个医疗资源从我做医生的角度我希望它用的恰如其分，就是说好钢用到刀刃上，在能达到目的的时候就可以了，这种过度的治疗包括过度治疗背后的东西，是我所不能容忍的。

　　解说：作为翁文辉的主治医生，王雪原负责下达对患者日常用药的医嘱。

　　记者：这个病人的交费清单上有一项叫做注射甲类氨茶碱是你下达的医嘱吗？

　　王雪原：医嘱不是我下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查证过医嘱。

　　记者：在医嘱单上是没有这个药物的应用的，那它为什么会出现在交费清单里呢？

　　王雪原：可能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说护士可能录入医嘱的时候误把它录入进去这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有可能是当班的医生要求护士用这个药，但是过后的时候没有把它落实到医嘱上。

　　记者：为什么在这个医院里这样的医嘱单和最后的交款清单之间不做任何的核对？

　　王雪原：这个我认为实际上是属于监管制度的一种缺失，因为本身从我们科室来说，一个普通的，就是说医生也好、护士也好你不可能要求一个普通的医生、护士去监管主任、去监管护士长，而且也没有这种权限去监督，那么从医院的角度来说我也没有看到有这样一种专门的机构或者制度也好来监管这样一个帐目的问题。

　　解说：这是2005年6月到8月心外科ICU的排班表。排班表的记录显示，在翁文辉住院的67天里，王雪原值班47天。

　　记者：在病人的收费明细单上体现了在一天之中有大量的输血和输液，总共加起来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量。

　　王雪原：这个是超乎我的想象的，至少说在我当班的时候是没有见到这样的情况。

　　记者：你当班的时候有多少？

　　王雪原：在我班上的话最高强度的输血或者说输入血制品来说可能也就是在5000毫升左右吧。

　　解说：同样，王雪原没想到的是，翁文辉7月30日一天的液体使用量居然有超过8万毫升。

　　王雪原：因为这个患者考虑到他比较特殊,他可能有一个做CRT做血滤这样一个过程，他可能需要很大量的一个置换液，但是就他来说正常的上限大概在40000毫升左右，实际上从帐面来看，大概是两倍于它的上限吧。

　　记者：这位患者是在8月6号去世的，可是在化验单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化验单落款居然可以达到8月8号，这是什么情况？

　　王雪原：这个情况我没有办法解释，因为这个太超乎医疗常规了。

　　解说：王雪原医生告诉记者，翁文辉的家属确实购买了大量的自备药，并且通过医护人员送进了ICU，仅他经手的就有17种之多，但这些药品的去向十分可疑。

　　王雪原：有一次在我们其他的患者也是出现了这种真菌的感染，当时我们主任就说跟我提到过可以给他用克赛斯，我说咱们医院没有这个药，那是不是让患者家属去购买，当时我们主任说你可以把翁文辉的药给这个患者用，我说这个应该是不合常理的，我说因为这个药本身从外地购买进来，它过程很复杂，另一个本身这个患者这个药品也非常昂贵，再一个这个患者一旦说有急需的话如果您给这个患者应用，那如果翁文辉用不到可能会危急他的生命。

　　记者：后来药用了吗？

　　王雪原：因为我那时候专管翁文辉，我也不清楚这个药给没给那个患者用。

　　记者：这件事情患者的家属是否知情。

　　王雪原：患者家属当时是不知情的。

　　记者：那么这些昂贵的药品在这个科室里面由谁来监管？

　　王雪原：这个就是说实际上它的监管处在一个监管缺失的状态，因为本身从药品进到ICU的时候实际上就没有一个登记记录的制度，第二家属是不能在ICU里面，始终24小时在ICU呆着的，他不可能实现这种监管，换句话也就是说这个药品一旦进入了ICU之后就脱离了家属的控制，最后它的去向家属是根本没有办法知道的。

　　解说：帐单显示的化验密度也让王雪原感到困惑。在翁文辉住进ICU的67天里，仅血糖一项就做了563次化验。平均每天将近9次。

　　王雪原：如果从正常的一个医疗的角度来说确实现在ICU强调对于血糖的控制，但是对于血糖的控制不意味着你可以如此高密度的来进行这样的化验，实际上对于这个患者来说，就是说在进ICU之前他是没有糖尿病病史的，对于这个患者来说只要掌握他的趋势之后，实际上这个化验的密度是可以大大降低的。

　　记者：是你下达的医嘱吗？

　　王雪原：医嘱不是我下的。

　　记者：据你所知谁可能下达这样的一个医嘱？

　　王雪原：这个治疗过程在我们ICU来说，因为是三级医师查房，对这个患者来说整个的治疗的方案，都是由科室的主任来提出，来下达这样一个指令的。

　　解说：医嘱是对患者实施治疗的依据，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按规定，谁下医嘱就必须签谁的名字，但是我们发现在院方提供的大量医嘱单上签的都是王雪原的名字。

　　王雪原：关于这个签名只有一部分，只有一小部分是我本人亲自签名的，你可以看到很多签名它的笔体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有其他的医生用我的名字来签署下达这个医嘱，但实际上，并不是我本人同意这样做的。

　　解说：仅在7月11日的医嘱单上，记者就发现签王雪原名字的笔迹有四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