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易平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犯罪心理学博士生导师罗大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林平，中山大学社会学博士后蓝宇蕴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对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健康问题进行剖析。

　　□本报记者 赵蕾

　　□实习生 吴娟

　　记者：从社会现象的角度来看，易平案件传递出哪些信息？

　　蓝宇蕴：这个悲剧的产生有偶然因素，但更多是城中村的环境造成。易平所在的城中村流动人口多，社区档次较低，生活其中的人所受正规教育少，自控能力往往很差，人性容易往不好的方向发展。

　　易平等人属社会边缘群体，因条件限制，这群人很难进入主流社会，他们希望通过赌博这种捷径迅速致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从人性来讲，这是欲望的体现。欲望经过正确引导，可以体现为进取心、冒险精神，但在缺乏管理的无序环境里，欲望容易把偶然所得无限放大。

　　王春光：易平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这些人虽然在城市生活、工作，但基本上从事着非正规化职业，没职业保障，没职业发展前景，生活方式被孤岛化、边缘化。

　　罗大华：在本案中，易平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犯罪心理结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起犯罪是因为消极情绪在一段时间内占上风导致，带有一定偶然性。但从农民工犯罪的心理成因来看，又有必然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落差所致。

　　他们以为城市遍地黄金，但来了后大失所望。这时他们的心理出现分化，有一部分人采取认命态度；一部分人忍受不了太苦的工作和生活，但又不想光着手回家，就去抢劫、偷盗；另一部分人存在侥幸心理，希望通过赌博来实现一夜暴富的幻想。

　　记者：易平一方面有精神追求，另一方面又沉溺于赌博，最终也正因为追讨赌资酿成悲剧。他性格中是不是有人格分裂的成分？另外，赌博已经成为城中村外来人口的主要消遣方式之一，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罗大华：我反对人格分裂的说法。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总会表现出好与坏两个方面，不能据此说他人格分裂。人格分裂是精神病学意义上的概念，一个人是否人格分裂，需要经过精神病鉴定才能做出判断。

　　王春光：农民工是正常人，他们也有享受现代文化生活的渴望，但物质基础使他们四处碰壁，连很多基本的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很少的工钱还要寄回家里，最后可供自己消费的钱很少，更谈不上进行其他的文化消费。

　　刘林平：对于农民工文化生活，首先要加强公共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比如在社区里多建免费的图书室、影视室等，让他们有休闲娱乐的去处。另外，要转变对农民工社区的文化管理观念，要积极疏导，给他们提供更多娱乐的选择。

　　政府还可以采取拨款的形式，让民间团体组织农民工社区里的文艺体育活动。妇联、青年团、工会的作用也应该覆盖到农民工群体。

　　记者：像易平一样，很多农民工来到城市，都是想通过诚实劳动获得基本的物质保障。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富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上进心，但在很多时候找不到上升渠道。社会应该如何对待这个特殊群体？

　　罗大华：从心理上说，农民工对城市居民往往充满羡慕和嫉妒，资源上的不平等使他们处于半敌对的状态中。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矛盾很容易激化。

　　事实上大家都是平等的，无论城市居民还是农民工，都是社会中的公民，农民工对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同样起重要作用。一定要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不能抱着先入为主的观念。

　　刘林平：首先要保证他们起码的劳动所得和劳动权利。其次，要改善他们的教育状况，在他们刚进入城市时，提供基本的技能培训。

　　记者：近年来城市外来人口的犯罪率居高不下，从政府控制的角度看，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蓝宇蕴：在社会城市化过程中，都会形成底层人群。一般有两种模式解决他们的问题。一种将底层人群分散化，比如欧洲就是这种模式。在规划商品房时，就会有意识地将高、中、低三个档次混合在一起，使得底层不容易聚拢，但这对政府的管理要求很高。第二种模式是将底层聚集在一起，类似美国的贫民窟。这种模式一方面可以为流动人口进城降低门槛，一方面容易形成混乱的环境。

　　还有，社会应该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加大力度，给流动人口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目前中国的低保还没有覆盖流动人口。其次是法律援助，让法律援助在保护弱势群体上发挥作用。

　　罗大华：一来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管理，规范外来人口、临时工的报告制度，企业内部也要建立员工的档案资料。二是要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制教育，像本案中易平的犯罪原因之一就是法治观念淡薄。从根本上讲，还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缩小贫富差距，贫穷是农民工犯罪高发的根本原因。

　　刘林平：一般情况下以政府的名义提供廉租房，加强流动人口聚集地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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