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死亡冲动抗争6年
□本报记者 沈 颖
1月12日晚，周末，山西晋城，喧闹的大众舞厅，旋转灯光中，张建新站在拥挤的人群里，随着音乐节拍，潇洒自如地来回晃动身体，他的大脑在这一刻终于停止了对往事的强迫回放。
半年多来，他第一次感到一丝如释重负的轻松。对记者几天诉说之后，他忽然想跟老婆跳跳舞。
他是一个病程逾6年的抑郁症患者。6年里，他无数次距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但又无数次自己揪着自己的头发拔离死亡的泥淖。
他依然孤独。
一生中最灰暗的4个月
“生和死在较劲，写这个信就是把自己往活路上狠狠推一把。”
今年五一长假过后，张建新该向单位领导交一篇论文，可他写不出来。他跟妻子说了句“我不出去了”，就整整4个月不肯见人了。
张建新没有请假就不去上班，单位领导觉得纳闷，局长亲自来敲他的门，来了3次，张建新听见了，就是不开。局长给他家里打电话，铃不停地响，他干脆把电话线拔了。
谁也不知道，巨大无边的郁闷正笼罩着他。这是他最近6年病得最严重的时期。
以前他靠两片安定，能睡上3小时左右。现在安定吃了，连续好多天仍几乎彻夜未眠。他觉得脑子不受控制地在那儿空转，发生和未发生的事情绞在一起呼啸而过。
妻子在暗夜的微光中看到丈夫在自己跟自己较劲，躺躺站站，把牙咬得咯咯响，啪啪啪捶打自己，叹出几口长气。她的心揪着难受。
总算熬到了天亮，张建新布满血丝的一双眼睛，不知该往哪儿盯，只好勉强对着电视机，脑门上好像有根筋紧缩起来，他赶忙站起来走走，从一个阳台挪到另一个阳台， “活着简直就是煎熬。人家说什么度日如年，我是度分如年、度秒如年啊。”
“我要跳海去！”有一天，他突然兴致勃勃地嘟囔着要出门，妻子一个箭步上前死死地堵住门。“我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回家，推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找找他，看到他，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张建新强烈地意识到，没有人能明白他多么渴望死神的抚摸，惟有如此，他才能感觉到片刻的快乐。
到了5月20日晚，他感觉自己真真切切地濒临死亡。熬到深夜1点，他突然萌发一个念头，给央视《共同关注》写封信，让更多的人知道抑郁症患者的痛苦。“生和死在较劲，写这个信就是把自己往活路上狠狠推一把。”
他刚摊开纸，手不由自主地一阵颤抖，笔在空中停了好一会。他趴在桌前一直写到深夜4点，终于写完了几页纸的信。他紧攥着信，紧闭双眼，似乎在抓住命运中的绳索，全身开始有了些力气。
就在这一刻他深刻地意识到，“如果说活着还有最后一点意义的话，就是将抑郁症的真实感受说出来，让人们受到一点启示，哪怕只有一个人。”
犹豫了3个多月，9月，信终于寄了出去。
一巴掌打出一生阴影
老师一巴掌扇过来，他的自我像个脆弱的瓷瓶般跌落，触地，粉碎。
张建新在农村长大，上小学时班里有好多比他大的同学，他这样概括自己的灰色童年——“个子矮，经常被那些大孩子欺负，不敢告诉父母和老师，虽然学习成绩很好，但还是很自卑，独来独往，有什么事独自忍受。”
那个到今天也难以打开的心结，生成在初三时的一天。
趁老师还没来，几个高个子同学在黑板上用粉笔写字玩，硬拉着张建新在后头看。班主任进来了，其他人溜回座位上了，他却全然不知，老师不由分说一个巴掌把他扇下了讲台。
这个被全校公认的未来中考状元，最后一个学习好的优点也被这一巴掌扇没了，他的自我像个脆弱的瓷瓶般跌落，触地，粉碎。
后来张建新有四五天没敢去上学。“拿起笔手还会发抖，这毛病就是那次落下的。”
到了高中，他发展到考试前怎么也睡不好觉。“高考时特紧张，两个小时考试，前一个小时头脑都是空白，考砸了，最后只上了个大专。”
大专毕业后，张建新在一个企业工作3年，后来调到了当地民政局。他开始是负责低保工作，“经常有人来吵，态度也恶劣，心里不是滋味；与人合作不知道怎么沟通，老担心别人做不好，就感觉自己压力特别大。”
得病前，他每年都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年年受到表彰。但张建新没觉得自己有啥优点，“我的问题是，别人不给我找错，我自己找自己的碴。”
1998年单位组织抗洪募捐，决定由张建新负责，正打羽毛球呢，一听这消息他当场紧张得掉了拍子。后来在收来的钱里，他突然发现自己慌乱中把一张10元钱放进了100元那叠，当时就万分自责。“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工作不应该出这个失误。”
以后的日子张建新总担心要出事。“不发生这个事，可能要发生其他事。”
他病了后工作经常出错。“明天要开会，今天已经把所有材料都准备好了，开会时间到了，却怎么也不敢去，一见人多就发怵。”
领导好心给他换了3次工作，把他调到轻松些的科室，还让他当科长。但怎么换，他的病还是越来越重。
求医路上一波三折
光头张建新说，“其实我是在给自己立志，一定要彻底告别抑郁症。”
从上高中至今，张建新已经20多年睡不好觉了。六七年前，渐渐发展到整夜整夜不睡觉。“年轻时还能挺得住，年纪大了撑不住了。”他开始四处求医，跑遍了周边4个省的大医院。每年看病的花费几乎占了他收入的一半。
头3年里他始终不知道自己得的究竟是什么病。最早，他去看内科，医生诊断为心肌炎。大把吃药，没用。后来又有人诊断为神经官能症，吃药，还是不见好。
有一次看电视说张国荣自杀了，报道说他生前老怕自己说错话。“转念一想，我也是啊。”再后来听崔永元说自己得了重度抑郁症。“那一刻，我终于确定自己就是抑郁症。”
他开始去找心理医生。看过至少8个心理医生，还是不明白这病是怎么回事。
第一次是在一家综合性大医院心理门诊，两个主治医生面对面坐着，旁边还带着两个实习生，“一看那架势，我心里噔的一下，一句话也不敢说，匆匆退了出来。”
另一个心理医生，还没听他讲完自己的事，就抛出一堆理论，胸有成竹地分析了一堆，他听不进去，结果谈崩了。
再有一个心理医生，要他往坏处想的时候，就记得掐自己一下。可张建新发现，“再掐都无济于事，坏念头太多了，掐不过来。”
为了避免孩子和他一样，张建新最关注的不是孩子的学习成绩，而是孩子能否和伙伴们玩到一起去。他语气轻松中透着羡慕——“儿子挺活泼的，篮球打得不错，还拿过全乡镇乒乓球比赛的冠军。”
他特别教育孩子要学会保护自己，经常担心地问——“有没有人欺负你啊？”孩子总告诉他没有，和同学相处得很好。张建新说，“我一辈子好像没什么值得快乐的事，这个时候算最快乐吧。”
被抑郁症折磨时，他也曾有过犯罪念头。“我这么善良正直，最后却得这么多痛苦，我计划过坐牢，在监狱里结束生命。后来有个心理医生劝我，‘你一辈子善良，到最后落个坏名声图什么呢？’”
有一天，同事奇怪地发现，张建新竟然剃了个光头来上班。“其实我是在给自己立志，一定要彻底告别抑郁症。”
坚持一天多一天
“真怕没帮上他，自己又掉进抑郁里啦。”
2003年，经过了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张建新感觉好点了，他把几大本日记都烧了。“记日记不是个好习惯，老是去回味已经发生的事情，一点一滴都不放过，每天给自己一个评价，让生活变得太沉重了。”
除了吃药外，他一直坚持通过打球、跳舞来放松自己。“打球和跳舞时，脑子里不乱了，可打完了，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开始琢磨这个，琢磨那个，很郁闷。”
今年五一假期过完，他一下子就被论文压垮了。论文就像最后一根稻草。
犯病最痛苦的时候，他脑子里老跳出儿子说过的几句话。一年前，儿子14岁时，有一天看见他皱着眉头正犯愁呢，无意中说：“爸，你就是成了个乞丐，你还是我爸啊。不要老考虑要为我们赚多少钱，我长大了就能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了。”
他一激灵，“再痛苦自己也要忍下去，千万不能给儿子造成伤害。”生的念头开始攫住他。但是很快，情绪又会莫名其妙地跌落下去。
于是，张建新每天早上起来，总要先做一件事。“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把这一天坚持过完，然后在心里默默地送给崔永元一个祝福，祝他能早日摆脱抑郁症的困扰。”
今年9月，收到信的央视记者赶到山西给张建新做了节目。10月10日，精神卫生日，节目播出当晚，妻子在屋子里看电视，张建新在另一间屋里发呆。
在节目里，心理医生周振基给张建新做了“音乐治疗”。当时他流着泪放松下来，还坚持上了两天班。可心理医生走了以后，他又陷入了挣扎。
11月9日本报记者见到他时，他已经两个月没上班了。听从心理医生的建议，他白天打起精神出去骑自行车锻炼，步行几个小时，晚上勉强能睡上3个小时。
那期节目播出后，一个很久没联系的初中同学打电话问他，究竟图个什么？农村的乡亲好奇地向他打听“花了多少钱上电视”。
“这怎么说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我几乎是放弃了自己的人格，但我想让人们了解抑郁症。想提醒得了抑郁症的人越快求医越好。”
张建新最担心的是，自己还能不能正常工作，他打算过了春节再去找单位领导谈谈，“要把抑郁症是怎么回事说透，向他道歉。”
上周，张建新收到河南项城一个老师给他写来的求助信，向他讨教对付抑郁症的方法，他一筹莫展，“我真想亲自跑去项城，当面和他谈谈，但是我现在碰到一点压力就害怕，真怕没帮上他，自己又掉进抑郁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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