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2001年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接连两周持续性表现下列症状中的四条以上，就可以被诊断为抑郁症：兴趣丧失，无愉快感；精力减退，或疲乏感；运动性迟滞或激越；自我评价过低、自责、或有内疚感；联想困难或自觉思考能力下降；反复出现想死的念头或有自杀、自伤的行动；睡眠障碍，如：失眠、早醒、睡眠过多；食欲降低，体重明显减轻；性欲减退。如果社会功能受损，给本人造成痛苦或不良后果，就可视为严重抑郁。
六个“没有”
有医生把抑郁症状归纳为几个“没有”，“没有乐趣，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没有动力，没有希望，没有意义”。
抑郁症的发病机理至今未能明确。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周东丰教授认为，抑郁症的发病并不仅是患者受了精神刺激，还有一定的生理病理基础，有可能是体质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体质方面，经研究表明，30%-41.8%的抑郁症患者具有家族史。环境上看，儿童期不良的成长环境，所处的社会环境，特别是不愉快的生活事件如丧偶、离婚、婚姻不和谐、失业、工作变动、严重躯体疾病、家庭成员去世或长期心理冲突等，都可能会诱发抑郁症。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信息，目前全球抑郁人口多达1.2亿人，几乎每4个人中便有1人在一生中某个阶段出现精神或行为问题，至2020年时，抑郁症更会发展成全球疾病排行榜的第二位，仅次于心脏病。
今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精神科学高峰会上，又公布了另一个惊人的消息―――目前中国有超过2600万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而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一项最近调查结果显示，与抑郁症的高发病率鲜明对比的是，90%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症，并及时就医。
沉默的大多数
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九成患者未获治疗呢？
在亚洲精神科学高峰会上，美国加州大学卫生经济学教授胡德伟总结了三个原因：“一个是文化和社会背景造成的，使抑郁症患者不好意思就诊，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去看这个病。第二是患者没有意识到这是病，也就是说，患者根本不知道通过看医生治病吃药可以治愈。第三可能是没有足够的经费。”
而周东丰教授认为，我国抑郁症患者就诊率低的主要原因，是当前社会上广泛存在对精神疾病的歧视以及病人的自卑感。
在美国，抑郁症的发病率是20%到30%。得了抑郁症，人们无须掩饰。而我国对心理健康的认识起步较晚，主要存在两方面误解：一是把抑郁症看成是现代社会病，事实是，古已有之；二是过分强调心理致病的作用，轻视根据病人具体情况正确服用药物。
另外，非精神科医师对躯体疾病患者的心理问题重视不够，据统计，全国地市级以上综合医院对抑郁症识别率不足20%。
还有一些病人遭遇着亲人和朋友的不理解，这尤其让他们痛彻心扉。抑郁症患者大多从外表来看和正常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也许还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有美满的家庭，有称心的工作。“为什么日子越过越好，他们却高兴不起来呢？”离他们最近的人也想不通。
2004年，国家公布一组数据显示：自建国以来截止到2003年，全国平均每年有240万人因抑郁症实施自杀，实施成功的有10%，即24万人。这240万人中有80%在实施行为前都有导致抑郁的重大生活事件出现。但其中只有8%到10%的人在自杀前向别人求助过。
心病之医
北京回龙观医院副院长邹义壮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抑郁症是一种疾病，就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需要治疗。
“对患有抑郁症的人，不能笼统地说性格不好、受过刺激，或者是家庭教育、背景有问题，这些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或是诱发因素之一，而实际上抑郁症的原因更多是生物学上的―――生物学的因素一般要占50%上，所以需要进行药物治疗。”
虽然目前的医疗手段还不能给出这样一张化验单量化抑郁患者体内的生物代谢异常，但医学研究发现人越来越抑郁，体内五羟四胺、多巴胺分泌就会越来越少，五羟四胺等分泌减少，反过来又会引发越来越抑郁，导致一个恶性循环。
邹义壮教授认为，治疗抑郁症，目前最好的方法是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并重。“大量实验表明，两者结合治疗优于只使用其中一种方法。”
北京惠泽人心理咨询师周振基告诉记者，常规的心理治疗方法有认知疗法―――调整改变病人的认知。“我曾发现一个21岁的女病人，让她在两张纸上各自写下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结果憋了整整3天，优点的那张纸上是空白，而缺点的那张纸上密密麻麻有30条。”
此外还有音乐疗法、行为疗法、生物反馈治疗等多种方法。音乐疗法主要是通过音乐让病人放松并干预他的潜意识，把其中太多负面的东西逐步去除。行为疗法就是让病人坚持做一些放松肌肉的锻炼，保持经常性的运动。这时需要外界力量的督促，运动后人的机能释放出良性物质，从而改善他的情绪。
周振基医生特别建议，每个人都要建立自己的心理支持系统，寻找内心苦闷的排遣渠道。“如寻找安全型的人倾诉，安全型的人善于倾听，能客观的分析问题，同时会替你保密。”
一组数据说，抑郁症在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负担为141亿人民币，间接经济负担481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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