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王一江指出，经济发展对制度有越来越多的要求，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应该有相应的制度变革。

　　王一江是在分析制度经济学整体研究现状还不十分成熟以至于研究者无法对制度问题做太多的预测时提出上述观点的。

　　王一江说，国家和政府在整个经济中占有多少资源，代表着最本质的制度发展水平。因为制度中很重要的内容譬如说法制和产权的保护，都和国家的行为、国家的力量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国家控制的资源过多的情况下，制度的其它内容都没有保障。

　　两种最为典型的制度是，王一江说，集权的国家以及与此相应的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法制的国家以及与此相应的受限制的政府、市场的经济机制和以私有产权为主的经济实体。

　　“对中国来讲，需要弄清楚的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60年里，中国的制度变革是在什么力量推动下、朝着哪个方向发展的？”

　　王一江说，可以把中国制度演变的经验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到1949年，这期间中国不断地制造革命，不断地想通过剧烈的制度变化为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强大创造条件。这当中既包括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也包括蒋介石对军阀的革命以及共产党对蒋介石新军阀的革命。这一时期革命的主要推动者是外国强权，其过程是战争的过程以及中国变得越来越贫穷的过程，战争除了破坏财富使中国越来越贫穷以外，也是为了取得胜利需要用更强的强权去战胜过去还不那么强的强权，所以这一阶段经济和制度的互动使经济越来越贫穷落后，政治制度也越来越强权。第二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6年，这一时期中国制度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是独立的中国共产党和外国强权。

　　“为什么说外国强权在这个阶段仍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呢？因为这一批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是鸦片战争以后出生，他们亲眼目睹了中国的贫穷落后，脑子里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观念就是如果我们不强大外国人就会欺负我们。所以，他们要富国强兵的概念是在外国强权的推动下牢牢树立起来的。”

　　王一江说，这一阶段中国富国强兵的方法是计划经济，因为这时期的政府是集权程度相当高的政府。但比较幸运的是，这一阶段中国基本没有大规模的内战，在国内，政治上基本上是稳定的，但发展经济的方法错了。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与东欧国家的执政党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它始终和人民群众息息相关。当它知道经济极其贫困时人民群众就会不满，那么，出于维持执政地位和加强执政能力的考虑，它就要采取很多经济改革措施。所以，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回顾过去160年的发展经验，王一江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先是采取了激烈的制度变革的措施，在经济越来越落后、制度越来越集权这个恶性循环的道路几乎走到了极端。然后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它的方针路线，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实现制度的变革，现在中国正处在良性的互动过程中。

　　“中国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应该具有普遍意义，目前学术界有两个极端的观点我认为都是不好的，一个就是认为所有制是无所谓的，另一个就是一下子跳到完全的市场经济机制和以私有产权为主的经济实体。有这种极端思维的人总想推动我们去干革命，这种革命的思维过程是中国过去很多不幸的源泉。”

　　所以，王一江强调，当经济和政治的互动进入良性循环的时候，不要采取太极端的手段来干扰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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