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写作《胡耀邦传》，作者搜集了大量资料。

　　本报讯 五位作者历时15年完成的《胡耀邦传》第一卷日前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之一称，“这本传记是我们集体劳动的成果，写作这本

　　传记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胡耀邦同志的敬佩和怀念。”

　　全书三卷约九十万字

　　《胡耀邦传》的作者共有五位，他们分别是：

　　张黎群（曾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2003年去世）

　　张定（曾任团中央学校工作部秘书主任兼全国学联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

　　严如平（曾任团中央书记处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李公天（曾在团中央宣传部工作、任中央党校教授兼《理论月刊》主编）

　　唐非（曾任新华社记者、中国青年报常务副总编辑）。

　　据悉，该书分为三卷，共三十六章约九十万字。

　　《胡耀邦传》的作者之一介绍了该书的写作缘由，“我是后来加入该书编写的，1989年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张黎群、张定、严如平共同决定研究和撰写《胡耀邦传》。

　　三人商定由唐非执笔写胡耀邦从童年到‘文化大革命’部分（即第一卷第一章至第十三章），由严如平执笔从‘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写起，到胡耀邦与世长辞（即本书第二、三卷第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后来，我加入了这个团体，每写出一稿，我们几个人就互相传阅，并聚在一起反复讨论、修改。在这15年里，无论篇章结构还是史料运用，都经过了大家多次斟酌，作了重大修改，很多章节还分送有关专家或知情人审核，最后于2004年10月定稿。“这位作者还表示，”第一卷由于利用了大量现存的资料，所以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时间就花得少一点。

　　尽管如此，也经过了包括标点符号在内的多次修改。现在看来，仍有很多毛病，毕竟我们年纪都比较大了。“本书的另一位作者说，”作为《胡耀邦传》编写发起人之一的张黎群2003年3月11日不幸因病逝世，没能看到第一卷的出版，让我们觉得非常遗憾。他弥留之际，非常挂念这个事情。“

　　以大量资料为基础

　　据悉，该书作者群在张黎群带领下，由张定、严如平、李公天分别在图书馆、资料室、档案室查找和抄录胡耀邦的讲话、发言、报告和有关的记录、报道等材料，收集和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并访问了为数众多的同胡耀邦有接触的人，还多次去河北、江西、湖南等地访问，并用信函、电报、电话向一些部门和人士咨询相关问题。

　　本书作者之一表示，“我们进入团中央比耀邦还早，觉得他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为中国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因此我们觉得应该缅怀他。“《胡耀邦传》的作者还表示，他们整理了100人怀念胡耀邦的文章，总字数达100多万。这些文章的作者包括胡耀邦生前友好或知情人，从不同角度怀念胡耀邦的事迹。此外，在15年时间里，几位作者从事胡耀邦史料的搜集和研究，还先后在不同刊物上分别发表过记述胡耀邦的相关文章。这些，都为写出一部尽可能完整的《胡耀邦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8年，在具有大量可靠资料的基础上，《胡耀邦传》进入起草阶段，直到去年才全部完成。

　　“我们做这些工作力不从心，多亏有了大家的支持。”作者之一表示，“我们做这个工作完全是自发的，也没有任何经费来源。”本书的另一位作者说，“第一卷的出版情况比较理想，我希望第二卷和第三卷尽快出版。我们已经做了铺垫、准备的工作，如果将来有人像司马迁一样写正史，也算完成了一个任务。”他还表示“我们纪念耀邦，就是要学习他实事求是面对问题的态度。”

　　■对话

　　唐非：写作出于深切的怀念

　　“花了很大劲找资料”

　　新京报：作为第一卷的主要写作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着手这个工作的？

　　唐非：严如平写《胡耀邦传》是从“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写起，张黎群觉得进展太慢，就让我参加进来，从胡耀邦出生一直到“文革”这一段一直由我来写。这样，从2002年我就开始写，比他们几位的工作开始得要晚一些。

　　新京报：听说第一卷的完成比较顺利，是不是因为资料相对比较完备？

　　唐非：资料倒不是很完备。因为时间越早，相关的资料越少。关键在于这一段比较简单，不像后来情况那么复杂。因为以前他不论是“红小鬼”，还是团中央书记，工作都比较单纯。因此，写起来难度没有后来那么大。

　　因为资料太少，所以我花了很大的劲找资料，最后总算完成了任务。

　　新京报：你最终完成第一卷是在什么时候？

　　唐非：去年年底。

　　新京报：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时间和精力都是一个严重的挑战，你用了多大的精力写作？

　　唐非：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这项工作上，写的时候也是断断续续的。好在我平常注意多活动，也没有完全进入那种痴呆状态，勉强把它写出来了。

　　“曾经和胡耀邦一起蹲点”

　　新京报：你最早认识胡耀邦是在什么时候？

　　唐非：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52年。当时他到团中央当书记，我在《中国青年报》工作。他非常重视这个报纸，一到团中央工作就去我们报社讲话。随后他找报社的人去他家里开会，我就去了。

　　新京报：当时对他印象怎样？

　　唐非：印象非常好。他没到团中央工作以前，我就听说过他。接触之后，我觉得他很坦率，很热情，很平易近人。他是团中央书记，但是跟我们报社的普通编辑、记者一块儿闲谈总是推心置腹，从来不摆架子。跟他在一起讨论问题很平等，在一起开会不同意他的意见可以当面反驳他，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他很懂报纸业务，我们工作人员最佩服的就是这一点，他不是说空话来指挥你。社论怎么写，头条怎么编，版面怎么安排，他都很在行。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与他接触最密切？当时是一种什么情况？

　　唐非：1962年，他到湖南蹲点，我是与他一起去的。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中央派一些领导干部下放抓农业，抓干部队伍的建设，就派了一些部级的干部到地方上工作。胡耀邦是自己报名到湘潭去当地委书记的，他点名要我与他一起去，我就与他一起到那里工作了两年。

　　新京报：在这期间，胡耀邦实际怎样工作的？

　　唐非：他非常深入群众。

　　到了地委以后主要是做农村工作，要把粮食生产搞上去。

　　作为一个地委的领导，他基本没有在机关里待很长时间，一直是在下面与群众接触，跟老百姓座谈，一起商量怎么恢复生产。他跟农民交谈特别融洽，他也很有鼓动性，善于提出问题，能够抓住问题。而且大家提出问题他也能够想办法解决，很受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欢迎。他经常坐上车，带两三个人，风尘仆仆就出去了，我跟着他也跑过不少地方。有时夜里赶不到县里，就住在公社，公社的房子都是很简陋的。

　　另外，他非常关心、爱护基层干部。基层干部当时已经被整了好几次了，“反右倾”整了一遍，然后，反“五风”又被整了一遍，大家心怀恐惧，而且有很多委屈。他在那儿做大家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基层干部采取了宽大、爱护的政策。

　　因为很多干部受处分，实际上是冤屈的。他的作风也是任劳任怨，有一段时间，湘潭旱情很严重，湖南那个地方，干旱起来也是很炎热的，他总是往旱情最严重的地方赶，布置抗旱的工作，与老百姓一起商量对策，动员抗旱。

　　“他有一种人格魅力”

　　新京报：这两年时间里，你与他的关系是怎样的？

　　唐非：他很爱护年轻人，也很关心我。他问我读《马恩全集》没有，读过什么全集。

　　我说读过《鲁迅全集》，别的全集没读过。他说那不行，你还是要多读一些全集，包括《资治通鉴》这样的书也要多读一些。有的时候起草文件，他看大家热，就在后面给大家打扇子。写文章的时候我与他有过争论，他认为对的，马上就接受。

　　新京报：看样子你对他的印象很好。

　　唐非：他没有什么城府，即使你冲撞和得罪他，他也不会计较，不会让你穿小鞋。

　　新京报：到湖南湘潭蹲点结束后，你与他接触多吗？

　　唐非：后来就不多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关牛棚的时候又到了一起。但是，因为关牛棚的时候不许大家来往，所以没怎么交谈，大家在那里埋头扫厕所，扫大街。

　　新京报：撇开胡耀邦的领导地位和身份不谈，你心目中的胡耀邦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唐非：他有一种人格魅力，热情，坦诚，生气勃勃的，他永远处于一种创新状态，不甘于平庸、混日子。这些品格非常感人，使得我们那一茬年轻人也保持了饱满的精神，我后来一直受到了他的感染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