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在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结束的“世博会与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研讨会上，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副局长周汉民表示，世博会组委会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决不刻意为世博会造任何标志性建筑。世博会必须担负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教育”，而不是今后无用的建筑。（11月28日《第一财经日报》）

　　以往，但凡要在国内举办一次重大会议，就少不了要煞费苦心的为之设计建造一座标志性建筑，以至于时下中国一些大城市都快成了各类标志性建筑的博览会，一年前刚刚建好、号称将成为城市地标性的建筑，转年已经被“新地标”们压得难觅踪迹。这标志性建筑的建设似乎也大有“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之势头。

　　其实单就“标志性建筑”的字面意义来看，它是与一座城市紧密相连的。人们想起这座城市，就自然会于脑海中印出它的地标性建筑，就如同想起北京，脑中浮现长城、故宫；想起伦敦，自然涌现康桥之画面一样。一座城市能够真正拥有一座广为认同的标志性建筑已经足以，并不应也不能将“标志性建筑”当做称号按年度授予不同的建筑，更没有每年新建一个“标志性建筑”的道理。城市规划需要科学理性，而不是狂热，造价昂贵、造型新奇的建筑未必能给城市增色，过度的建设不仅是对公共财政的浪费，甚至对城市整体的和谐之美也是一种破坏。

　　国际建筑界早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是最令他们激动的地方，原因正是在于中国大地上竞相发起的标志性建筑建设之风。曾有一位国际建筑师如是说，只有中国能给他提供施展大手笔的设计机会，中国对于建筑追新求奇、不计成本的规划思路，让他的才华有了发挥和实验之所，而在欧洲和美国都没有这样的可能性。这句话的背后正折射出国内在标志性建筑的建设之路上已经走得过度。

　　动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造价的标志性建筑或许打造了城市的表面光鲜，但却未必能真正提升百姓的福祉，相反一些地区会议一过，巨额资金打造的标志性建筑随即空置的现象正暴露出形象和面子工程带给城市的不能承受之重。

　　此次上海世博会关注自身责任，不建标志性建筑的决策倒是具有值得瞩目的标志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