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感染者10年“隐形”自白

　　孟林有4部面对不同对象的手机，在看病时有很多假名，甚至常常忘记自己的本来姓名。这是他10多年来精心营造的生存方式。他害怕的是，一旦暴露身份，他可能根本无法生存。

　　撰稿／黄 祺（记者）

　　10年前的孟林还在太平间旁的病房里等待死神，今天，却端坐在离当年病房不远的办公室里，作为志愿者为更多的艾滋病感染者工作。10年的生命，暗流涌动。“爱之方舟”所有的办公空间是一张办公桌和一台电脑，“寄居”在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关怀与治疗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办公室设在佑安医院内。

　　从抗争到行动

　　“不要用‘我们的抗争’吧，太刺激了，改成‘我们的行动’比较好。”在北京市卫生局的办公室里，一位主管领导给孟林提出建议。“我们的抗争”是一组图片的主题名，这些图片都是艾滋病感染者拍摄的自己的生活场景，也是第一次公开展出的北京市感染者的生活图片。

　　11月27日，作为北京市“世界艾滋病日”宣传周活动的一部分，图片在北京市中山公园展出，孟林负责的民间组织“爱之方舟”是图片展的组织者。

　　“好的，改成‘行动’吧。”孟林和颜悦色采纳了建议。今年是中国发现艾滋病感染者20周年，1985年，北京发现了全国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北京市卫生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是，截至2005年10月31日，北京市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人2711例。

　　社会歧视的存在和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让城市的感染者长期过着隐秘而孤独的生活。这一次，感染者自己举办的影展能够加入到官方活动中，孟林已经感到很满足。“我们没有提到他们的感染途径，我们就是要弱化感染途径，我们要表现的是艾滋病感染者也有健康、正常的生活。”孟林耐心地为官员解释，一年多来，他在各种场合反对歧视。

　　这几天，为了让影展的效果更好，孟林和志愿者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挑选图片是一件烦杂的工作，“我们和每一个照片中的感染者签‘知情同意书’，帮他们请了法律顾问，只有感染者同意展出的照片我们才可以使用，很多人最终还是没有同意展出。”

　　作为感染者，孟林知道尊重感染者的选择是多么重要，也知道一旦暴露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将给这些朋友的生活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影响，每次开展与感染者相关的活动，他总是谨慎小心。

　　商人，棕色皮肤，精干身材，一口京片子，说话滔滔不绝——从外表看，很难把孟林和疾病联系在一起，到今年，孟林与艾滋病已经纠缠了10年。“的确是抗争呀。”10年时间，孟林完成了从自我的“抗争”到为更多的感染者而“行动”的转变，其中的心酸自知。

　　十年之前

　　“还记得，1995年下半年开始，随着瑟瑟的秋风和渐进的冬日，我的身体愈发地糟糕：腹泻、持续发热、周身淋巴肿大、皮肤溃疡、体重下降、四肢无力、视力和记忆力急速减退；我心里明白——我的末日不远了。”

　　这些文字出自孟林的一篇日记：《除夕前夜 我的内心独白》。

　　“为此，我承受了太久太久，自从80年代末开始我便独自承受着艾滋病给我带来的阴影和冲击，其间我不止一次地选择过自杀，我常常告诉自己，我没有昨天，更没有明天，我只能为今天苦苦地挣扎。这是我罪有应得的结果，我必须为我曾经的荒淫而背负起我应该背负的十字架。”

　　事实上，孟林已经在艾滋病的阴影下生活了数年，那几年，他千方百计地寻找艾滋病的有关知识，当他被“世纪绝症”、“恐怖病魔”等等的判决一次次打击之后，他选择了了结生命。

　　自杀没有成功，孟林只好用醉生梦死的混乱生活来驱赶对病魔的恐惧。“是的，当时心里满是仇恨，也不知道仇恨的目标是什么，这种没有目标的仇恨更可怕。”

　　1996年，他的症状加重，孟林认为自己时日不多，他拿出封存在抽屉里的电话号码，在除夕夜拨通了北京市佑安医院艾滋病热线。孟林寻找新闻报道中的佑安医院徐莲芝大夫，与其说是寻求治疗，还不如说是寻找最后的安慰。

　　“在这种近乎自虐式的孤独的旅途中，我又何尝不渴望一声关切的问候，哪怕它是来自魔鬼撒旦我也会感激涕零。可是我不能，我不能奢望这一切。我只有窃窃地窥视着这个世界，像个饱受伤害的羚羊，时时警觉着。”

　　徐莲芝大夫细心、温情的接待让孟林第一次得到安慰，在这个世界上，他不再是黑暗中“邪恶的”隐形人。

　　尽管这样，孟林知道，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家庭是不可能像徐莲芝大夫一样平静地接纳他，他决定向家人坦白实情，坦白的那一刻，意味着他将永远离开家庭。“我很在乎他们。”他认为，离开家人，是唯一保护他们的办法。

　　“他们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我知道这是在暗示我离开，我说，我会离开家。”10年来，孟林第一次向人提起那一段他最心痛的经历，一向平静的他突然哽咽，双手蒙面。

　　“俗话说‘滚蛋饺子’，哥哥过来，煮了饺子给我吃，送到我房间里来时，他用一个手指碰着房门的一个角，推开，这些动作我都看到了，他们害怕。吃完后，他们把我用过的碗筷都装进塑料袋里，准备扔掉。”

　　一家人中只有母亲不知道真相，家人骗他说孟林出国去了，下楼时，孟林知道母亲在门前送他，“我真的特想回去抱她一下，可是我不敢。”孟林用背影告别母亲，那是永别，直到母亲过世，他再也没有回到过自己的家。

　　毗邻太平间的日子

　　孟林需要住院治疗，但佑安医院原来收治“杂症”的病房刚刚拆迁，经过徐莲芝大夫申请，孟林住进了太平间隔壁的一排平房，平房被隔成5间，在此后一段时间成为专门收治艾滋病人的病房。

　　病房陈设简单，最初连氧气瓶也没有，治疗方法也只是控制其他机会感染的对症治疗，没有针对性的抗病毒治疗方法。第一批医生护士都是自愿报名的志愿者，在艾滋病还被视作恐怖疾病的年代，报名到艾滋病房工作，被认为是很英勇的行为。

　　“我住的是3号病房。”一切好像发生在昨天。孟林清楚记得，病房只有个小窗户，每天，太平间门口诀别亲人的哭声从窗外传来，在病房里，孟林仿佛每天都能看见死神的影子。

　　“一种绝望。”住进医院的孟林发现，药物的治疗并没有唤起他生的希望。

　　正当孟林仍然在对生命的失望中徘徊时，“上锁事件”激起了他本能的自尊。

　　住院一个月左右，一天，孟林在病床上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从隔壁的病房传来，好像是有人在房门上做什么。声音渐渐近了，敲敲打打的声音终于来到了他自己病房的门上。孟林起床去问工人，工人告诉孟林他们要在门上装插销。孟林一看觉得很奇怪，插销是从门外插的，愤怒的火焰从他敏感的心里升起。“我是病人，不是犯人！”孟林对着工人大喊。插销最终没有装上，但这是第一次，孟林感觉自己即便作为艾滋病感染者，也和所有人一样拥有尊严和权利。

　　住院3个月，孟林逐渐学会面对现实，而这期间最让孟林感动，也是最终促使他重新燃起生活希望的原因，是一张生日卡片。

　　那是住院大约2个月后，一天，徐莲芝带着一支钢笔、一张卡片来到孟林的病房，她把礼物送给孟林，说：“生日快乐。”

　　孟林打开卡片，是一张简单的白卡片，徐莲芝在上面写着：为儿，唤起心中的彩虹，送上，慈母深深的祝福。

　　“她就是我的母亲。”10年来，孟林早已把徐莲芝当作母亲，不管生活如何动荡，生日卡片始终被他珍藏在身边。

　　双面人

　　孟林总是随身带着4部手机，摆在桌上很是壮观。“这部是医疗圈的朋友，这部是熟悉的感染者朋友，这部号码是留在网上论坛的，一些感染者会打过来寻求帮助，这部是生意上的朋友。”4部手机分门别类，当孟林在不同的角色中时，用不同的手机。他有很多假名，去医院看病时，他使用过很多名字，甚至常常忘记自己的本来姓名。

　　千万不能混淆的是生意上的电话和感染者朋友的电话，这是孟林10多年来精心营造的生存方式——生意上的朋友不能知道他感染者的身份，而感染者朋友不能涉及他事业的领域。他害怕的是，一旦暴露身份，他可能根本无法生存。

　　2005年以前，“双面人”的生活方式对于孟林来说还不是太大的麻烦，因为除了与佑安医院的联系以外，他不需要在其他场合透露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2005年，徐莲芝大夫建议他作为志愿者参加艾滋病预防的社会活动。

　　“我愿意做些事情，作为对徐莲芝大夫的感恩；有人说服我，感染者应该体现出应有的素质，让公众看到感染者并不都是落魄、可怜的样子，我活了10年，对其他的感染者来说，也是一种榜样的力量。还有一个原因是利己的，我服药这么长时间，已经有耐药性，通过社会活动，希望能帮助我找到其他药品。”

　　今年年初，“爱之方舟”正式成立，孟林也小心翼翼地开始以感染者的身份出现在公众场合。第一次演讲是在上海松江大学城，面对几百名大学生。

　　“会不会担心？”记者问。“不会，因为我知道这些人离我事业的圈子太远了，而且我做了很多‘伪装’，我戴着帽子、墨镜，我穿的衣服是工作中绝对不会穿的，我的经历也被我模糊了。”

　　每次参加活动，如果有媒体记者参加，孟林都要嘱咐主办者，不能把他和其他感染者的画面拍摄下来，他尽其所能，保持这种“双面人”的生存方式。

　　与感染者一起去全国各地与青年志愿者交流、参加针对媒体记者的艾滋病报道培训班……一年来，孟林没有停下奔走的脚步，他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更能理解感染者的诉求，他负责的“爱之方舟”的主旨，就是为感染者服务，维护感染者的权益。

　　“爱之方舟”网上论坛是一个让更多人了解感染者，让感染者互相交流、鼓励的平台，让孟林很高兴的是，很多人开始信赖他们的论坛。

　　“我高危后于今天8周测——阴，但脸上有蚂蚁爬的感觉，甚至针刺的感觉，其他的症状就不说了，因为这个最让我恐怖……有谁知道我这是怎么了？？？”这是11月26日论坛上的一个帖子，“爱之方舟”的热线电话和论坛上，收到最多的就是这类寻求指导和安慰的信息。每每看到无助的求助者，孟林就像看到10年前除夕夜的自己。

　　什么叫感同身受？孟林讲了一个故事。1997年5月的一天，孟林接到佑安医院护士的电话，护士告诉他一个病人快不行了，孟林赶到医院，看见病友的家属远远地站在一旁。“我走过去，抓住他的手，说‘没事的，没事的’。”病友第二天去世，孟林相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那位病友得到了期待已久的抚慰。

　　“我知道他当时的感受，他需要我拉着他的手，这个时候一切语言都是苍白的。”10年前，孟林自己需要的，正是这手握着手的温暖，现在，这双热情的手，正在伸向更多的人。